四、以第三世界反抗重述“民族”

随着19世纪殖民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扩张，欧洲的普遍主义世界观面临着重要的问题：已知世界变得更加多样，殖民者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对不同地区的殖民统治方式也变得更加复杂，原先那套在欧洲内部发展出来的解释世界的理论则变得愈加不完美。凯杜里（Elie Kedourie）指出，当勒南（Ernest Renan）使用一系列在欧洲社会历史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区别民族的各种不同标准去理解欧洲之外的世界时，无法真正处理普遍存在的多样性。勒南发现，诸如宗教、语言、人种等种种客观条件，都不足以用来解释“民族”这一认同集体的存在。因此，在其1882年于索邦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什么是民族》中，勒南最终只能将这种普遍的多样性归结为“自由意志”的结果。在他看来，民族（nation）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良知”（conscience morale）。

凯杜里对民族主义的思想史梳理，为我们揭示了其背后深刻的康德主义起源。这种在欧洲/西方历史与政治语境下的民族主义，虽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话语，其逻辑动力却基于个人主义。在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国际主义观念的简要思想史考察中，我们发现，欧洲建立在其狭义民族主义观基础上对国际和平秩序的想象同样带有这种康德主义色彩。佩里·安德森指出，在18世纪诞生的现代民族主义情感，带有浓重的宗教反叛色彩。这种欧洲中心的民族主义观勾勒出一种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旨在对抗暴君与迷信的社会组织形式。

逻辑上，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下的民族主义假设了理性、个人、城邦/国家三者之间隐含的结构性关系。这种关系强调，具有理性的个人通过自由意志组成现代国家。这种现代国家并不主动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而仅仅被动地对外来挑战做出回应。在这种国家观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主义，不但无法超越国家对自身利益/意志的追求，更成为其自身精神的毁灭者。受到民族国家秩序观限制的国际主义充满矛盾。这种矛盾不仅可以在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对共产国际运动的毁灭性打击中发现，也能存在于今天作为美国世界霸权代名词的“国际社会共识”里。

除了一些个例（如凯杜里）之外，上述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均建立在20世纪冷战末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衰退、民族主义浪潮重新兴起的历史经验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理论都是对冷战国际秩序及其变迁的历史性与理论反思的产物。在这些理论反思中，对“民族主义”历史及其构成规律的普遍信仰根深蒂固，进而在理解欧洲/西方之外的民族独立运动历史时，我们也难免做出削足适履式的判断。殖民历史叙事首先假定了一个本质化了的“外来”力量与一个同样静态的“本土”历史。殖民现代化进程被想象为“外来”力量对“本土”历史的摧毁，以及对“本土”社会的改造。相应的，去殖民则被视为是“本土”新兴精英对“外来”帝国主义秩序的反抗。在查特吉对尼赫鲁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分析中，甚至将这种反抗的历程称为“被动的革命”（passive revolution）。

然而，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进程与任务充满复杂性。民族解放不仅包含了对“外来”霸权秩序的抵御，也包含了反抗“本土”社会内生霸权，并改造“本土”社会的革命现代化任务。在这种反抗过程中，非西方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历史资源也被调动起来，不但回应了来自西方的政治与理论霸权，同时也梳理并推进了那些原本可能属于“本土”的思想资源。解放因此也就不仅仅是一场政治实践，更是一场理论实践与社会现代化改造。

19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西方中心的）世界观的普遍化过程。其本质上是一场去中心化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多种普遍主义之间的交锋与互动。对广大非西方地区来说，19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世界秩序是导致这种多种普遍主义交锋的历史前提。而真正能体现反抗的历史价值的，还是在去殖民反抗过程中产生的对民族独立后未来世界的种种政治想象。无论是20世纪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兴起，还是冷战末期开始的世界性地对民族国家的复归，再到20世纪末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短暂兴盛，以及时至今日以种种面貌出现的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平等秩序的回应，都应当被看作世界秩序变迁动态中一种历史性的结果，而非是对某种西方中心的普遍主义的逻辑确证。

在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中，大量“传统”与“地方性”的思想资源被积极调动起来，并在这个政治互动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普遍/全球性价值。在这一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恰恰是以国际主义为前提的政治运动，才能将原本发生在每个地区的现代化运动在更广泛的群众政治认同层面上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构成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新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阐述西方之外，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时代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时，我们既不能离开国际主义提供的政治理想，也不能无视来自第三世界内部传统资源在这种政治理想形成过程中起到的作用。20世纪中期在亚非拉世界内部出现的国际主义浪潮便不应当被倒叙式地看作一场失败的运动。而需要尝试理解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内部的复杂性与历史逻辑，去发现非西方世界内部在漫长的去殖民过程中，对自身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建设新世界秩序的积极尝试。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便在于，它从一场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实践出发，展现了去殖民进程的复杂性，并为非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总结出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斗争规律。

在这个意义上，二战之后的第三世界独立运动需要被放在霸权秩序形成及其对之的反抗这样一条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可以认为这条漫长的历史脉络从19世纪末开始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开始算起。在这条脉络中，诸如“民族/民族主义”（nation/nationalism）“国际主义”“殖民”“不干涉”（non-intervention）“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主权”（sovereign）等一系列诞生于“西方”历史背景中的观念，在一个复杂的全球互动过程中，渐渐成为世界性的议题，并构成了今天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秩序的话语基础。而来自非西方世界在这一系列观念之上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则真正赋予了这些语词以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