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第三世界独立运动理解二战之后的民族国家秩序

如果希望以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为主线，来重新梳理19—20世纪的全球史进程，并进一步理解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为20世纪带来的独特价值，除了需要将普遍主义的形成视为一种霸权与反霸权互动的历史结果之外，还需要将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本身历史化。

斯塔夫里雅诺斯（L. V. Stavrianos）曾经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将第三世界理解为一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在他看来，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包含了“那些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最终形成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由于作为世界“中心”的宗主国与作为边缘的“依附”地区之间相互关系是变化的，因此在历史进程中对于第三世界的所指也在不断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既不可以简单地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将“第三世界”看作一个固定的地理区域；也不能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以国民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衡量其“第三世界”处境的标准。第三世界是一种在历史动态中展现出的不平等状况以及对这种不平等状况的斗争愿望。理解并书写第三世界的主体性历史需要从20世纪霸权与反霸权辩证关系出发，展现“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认同是如何“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的历史进程。第三世界的政治主体性，也在这样一种争取平等世界秩序的进程中得以确立。

回到中国的语境下，在西方现有冷战史研究中，对国际主义及其外交实践的讨论通常以国家对外政策为基础。国际主义话语也进而被视为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对外“宣传”，甚至是干涉主义的同义词。在今天的冷战外交史或新中国政治史的讨论中，这种面向未来的神圣感的价值都未能得到很好的梳理。在以往对中国20世纪，特别是1946年冷战开始之后的革命史、政治史的讨论中，国际主义与民族革命之间的联系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程中，苏联霸权“干涉主义”和“民族主义”概念逆向建构（back-construction）的关系。然而，如果我们跳出这种机械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逻辑，重新在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民族独立运动，寻求战后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的历史背景下，审视“国际主义”精神及其政治行动，特别是这种“国际主义”认同为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普通人所带来的世界体验，以及对未来新世纪的理想信念，才能够真正展现这种“国际主义”所带来的现实影响。

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国际主义“是一种观念（idea）、一个（政治）运动（movement）或是一种制度（institution）”。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国家间合作与互动（cross-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change）”来达到改变“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目的。这一认识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建立在对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特别是其背后“民族主义”观念普遍性历史的认可。这种假设建立在欧洲近代史经验的基础上，从经验层面上默认“民族主义”对全球历史的解释能力，将民族主义视为普遍的“政治原则”，且认为其普遍性“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民族主义强调政治和民族的单位之间的一致性。在这种对近代民族国家构成形式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韦伯式原则：国家（nation）被视为民族的政治单位。作为一种高度集中的机构，国家通过高度的专业分工实现其维持秩序的意志。在韦伯看来，“近代国家”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的制度化、系统化的产物。其基础是武力。其存在则又依赖于“被支配者”对支配者所声称的“权威”的顺从。以此为前提，在西方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中，这种韦伯式国家权威及其组织形式从未受到质疑。厄内斯特·盖尔纳甚至明确强调，“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民族主义问题”。

对于非西方地区来说，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其与国家权力的整合，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通过对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及地区冲突的考察，阐述了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展开过程及其在现代国家形成中扮演的作用。在他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经典叙述中，民族这一政治身份的想象与一种以资本主义全球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密切。他指出，随着殖民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在欧洲/西方之外，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诞生都有着浓厚的民族独立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

换句话说，通过对非西方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考察，安德森给出一个与欧洲经验全然不同的先有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民族主义运动）、后有国家的历史线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西方历史中心主义的批判，丰富了我们对现代世界秩序构成的理解，也有力地证明，意识形态是理解现代民族独立运动进程中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后殖民理论家们对这种现代性叙事的批判则更进一步。他们不满足于通过非西方历史经验去打破西方历史中心主义。在查特吉（Catterji, Bankim Chandra）看来，安德森与盖尔纳的讨论仍然无法摆脱一种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他指出，两者都受制于社会决定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视为民族主义“形成”的先决条件。

因此，查特吉的讨论试图从另一个角度阐释民族主义在前殖民地展开的历史。对安德森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非西方国家内，特别是从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发生的军事冲突，无疑是“民族主义时代”世界秩序的自然表现，也是“民族属性”（nation-ness）作为这个时代政治生活最具普遍性价值的体现。这一过程，将本来漫长的非西方世界内部的历史发展逻辑打断。由此诞生的国家，则无非是一种“虚假的妥协”（false resolution）的结果。查特吉认为，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在西方历史中生长起来的现代国家整合性力量。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则是这种普遍性观念的认识论前提。因此，我们不但无法用这种西方中心的民族主义原则去想象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世界秩序，甚至在理解19—20世纪全球秩序构成时也捉襟见肘。

查特吉将民族主义视为非西方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外来物。这一判断的危险性在于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本质化。民族主义在非西方世界的诞生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这种动态也构成了全球现代化历史的多样性。20世纪的中国革命，通过国际主义的政治实践，将一个在欧洲历史中诞生且作为分离性力量的“民族主义”，改造为一个面向未来的整合性力量。在二战之后的世界新秩序构成过程中，作为一种对霸权主义的暴力反抗，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又在政治上保障了国际舞台中国家“无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前提下，在国际主义理想下进行的团结与和平运动，则又进一步凸显了在民族独立运动背后潜在的那种面向未来的“世界人民大团结”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经由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实践改造的“民族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新国家，更应当被视为一个走向世界新秩序的历史阶段，而非是对欧洲历史中“民族国家”秩序的简单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