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  言

1955年4月19日下午，美丽的西爪哇山城万隆的上空一下子乌云密布，突如其来的春雷与闪电打破了上午晴空万里的宁静。此时，一场为期七天，集中了29个亚非国家的“亚非会议”已经正式进行了一天半。所有与会者都能感觉到此时笼罩在会场上空的紧张气氛。在听完了两天各国代表的发言之后，周恩来走上了发言席，以他那段被美国记者鲍大可（Athur Doak Barnett）称为“没有闪电惊雷”的演讲，回应了会场上集聚的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敌意，也就此打开了新中国对中东及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局面。

此前一天下午，在几个平淡无奇的公开发言后，伊拉克前总理、《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人穆罕默德·法赫尔·贾马利（Muhammad Fadhel al-Jamali）的发言彻底打破了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着力推动的中立主义基调。在演讲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的贾马利提到，至今为止仍在影响世界和平与和谐的“三股国际势力”包括:“旧殖民主义”，作为旧殖民主义“最后一个篇章”的“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他表示，共产主义是一种“偏狭的、物质至上的宗教”。这种“颠覆性的宗教”具有席卷全球的能力，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新形式”。在万隆会议开始之前，贾马利便已经公开表示过他将会在万隆会议上持何种立场。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参加万隆会议的途中，伊拉克代表团一行6人在贾马利的带领下经停新加坡，并接受了采访。采访中，贾马利表示，伊拉克代表团此行的任务是“保卫联合国框架下和平共处的原则”。然而，他同时强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伊拉克“不可能保持中立”。他的代表团“也许会支持国民党中国，但一定不会支持红色中国”。

早在1955年年初，在前来参加万隆会议的阿拉伯国家联盟（ ةعماجلودلا ةيبرعلا‎,Arab League）成员国中间便因为1955年2月24日签订的《巴格达公约》（Baghdad Pact）而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大国竞争在中东地区的直接表现，《巴格达公约》以“经济协作”（Economic co-operation）与“联合防御”（joint defence）作为一组不可分的政策框架，将大国霸权的国际治理模式推进到中东地区，并且试图强调这种“共同防御”的模式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 第51条的精神原则。而在纳赛尔这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这种带着明确限制条款的“经济协作”与“经济援助”，无疑会损害阿拉伯人民的独立，并使得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变成他们利润的源泉”（source for their profit）。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中，《巴格达公约》的签订使得美国成了继英国与法国之后的“第三个帝国主义者”（the third imperialist）。

因此，作为对美国通过《巴格达公约》干预中东地区事务的回应，埃及民族主义政府表示，“很有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likely  torecognize People’s China），以此作为对“伊拉克与土耳其结盟”的对抗。这种来自第三世界内部的紧张间接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隆会议上所面对的局面。以伊拉克、伊朗为主的一些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敌意；以埃及等新成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对新中国持相对中立甚至是友好的态度。这种矛盾并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冷战时期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相反，这种矛盾更多体现了第三世界对霸权秩序的差异性反应及其内在的政治紧张。体现在政治语言上，这种第三世界内部政治斗争与自主意识的生长，则表现为各个国家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这类霸权秩序概念内涵的不同阐述。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

在贾马利直接表示对共产主义的敌意之前，伊朗代表阿里·阿米尼（Dr  Ali  Amini）便已经隐晦地采用了“殖民主义的新形式”这个提法。这个提法将二战之后盘旋在世界上空的美苏“两个阵营”争霸的幽灵，引入这一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色人种间的洲际大会”中。4月19日上午，来自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代表又将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敌意重新带入了会场。当天下午3 点，大会在午休之后继续进行。叙利亚、泰国与土耳其代表陆续发言。截至此刻，按照美国的意愿，刚开始一天半的万隆会议，已经将“反殖民”这一议题拆解成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和反对“旧西方”两个主题。这种表述使得原本在尼赫鲁等人设计下，试图通过中立主义（Neutralism）来表达的反霸权主义新世界理想，一步步走向以反对旧霸权为名，树立新霸权为实的旧世界道路。然而，万隆会议的进程最终并未被这种霸权意志所决定。随着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会议气氛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上这种围绕着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内涵定义的冲突，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传递了第三世界运动本身必然失败的信号。因为这种内在的冲突被视为缺乏共识基础的体现。而在传统西方的永久和平观中，只有实现了制度与价值观的统一，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虽然这种传统的民主和平观已经随着现实主义的兴起而遭到严峻挑战，但是其对共同体得以存在的理论假设仍旧在延续。这种在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国际秩序观假定，稳定的“同盟”关系必然建立在意识形态的绝对一致，或是在有限范围内实现的权力平衡基础上。而诞生于二战后去殖民与美苏争霸双重背景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上述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观里自然显得格格不入。

换一个角度看，在万隆会议上出现的这种矛盾，也正凸显了20世纪新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霸权本身所呈现的多种面孔。即便诸多社会政治背景各异的国家间一时无法对霸权本身所指达成精确共识，在“反帝”与“反殖民”实践中产生的对霸权主义政治本身的道德排斥，也已经成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建设世界新秩序过程中构建合作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起点。这在万隆会议最后公报（Final  Communiqué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of  Bandung）中有很好的体现。公报强调万隆国家文化合作的基础是对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存在于亚非国家中的“殖民主义”的反抗。也正是在认可反抗本身多样性与寻求共识及合作的理想基础上，以反帝与反霸权运动为表现形式的第三世界运动，才为二战后的新世界秩序创造了一个平等的政治可能。

从万隆会议上对新旧两种“殖民主义”的批评背后，人们不仅能够从传统的大国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层面上，看到主导了19世纪与试图主导20世纪的两种西方霸权秩序的交割，也可以发现20世纪世界霸权秩序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冲突。然而，在这种霸权政治叙事背后，还另有一条历史线索鲜为人知。这条线索以对霸权秩序的反抗为主题，从19世纪初便不断对世界霸权秩序做出回应。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后，这种来自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又开始出现更新的诉求。这一时期的反殖民运动开始超越民族国家关怀，试图追寻国际层面的平等政治秩序。这种政治实践，也给20世纪国际秩序中的“平等”问题带入了新的内涵。一种建立在“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践基础上、以互相尊重与共同发展为基本权利的平等观开始成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观念中的核心。也正是在这一争取“平等发展”与“互相尊重”的斗争过程中，“第三世界”认同才逐渐成型。在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这种以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national independence）与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合作为表现形式的平等政治尝试，也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20世纪的独特历史价值。通过梳理新中国初期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观的构成、实践及其理论基础，可以进一步追问，如今影响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零和强者逻辑是不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唯一真理。进而希望借对这段历史的审视来反观我们今天理解世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这种世界观背后历史性的生成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