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去殖民中兴起的新秩序

在《亚非大会开幕致辞》中，苏加诺激动地提到一群在这个世界上“不受人注意”“受人摆布”“毫无声息”的人民。他还提出，通过为独立而进行的战斗，我们“达成了独立的目的”。随着“独立而来的还有责任”，这是“对自己”、“对世界”以及“对未来的几代人”负有的“重任”。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交界点。随着二战的结束，一个旧的殖民秩序正在迅速消解，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万隆会议则是这个漫长过程中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事件。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万隆会议所代表的精神，不但凸显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痕迹”，也蕴涵了“新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实力政治（realpolitik）”。研究者们将万隆作为20世纪的一个分水岭，并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意志的联合时刻（moment of unity of purpose）”。这种将万隆视为去殖民历史中一个特定“时刻”的看法，基本上主导了今天对20世纪第三世界亚非拉地区不结盟运动的历史与政治讨论。

当然，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这种理解也不无道理。毕竟，在之前与之后的国际关系实践中，我们并未看到在万隆会议上表现出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乐观主义景象。正如万隆会议的秘书长若斯兰·阿卜杜贾尼（Roeslan Abdulgani）所说，万隆会议的目的在于“设定当今国际关系的标准与议程”。从这个角度出发，万隆会议作为一个历史瞬间，其积极意义似乎仅仅是经验性的。这种描述的假设是这样的：二战之后新近独立的国家，以地方性经验为基准，对国际关系普遍规则进行本土化改造，并希望以此制定一种新的秩序原则。由于在万隆会议上，29个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差异巨大的国家间确实形成了某种共识，因此，万隆会议本身便成了这一政治理想的出发点以及唯一实证案例。但是，这些参与到不结盟运动的亚非拉国家很快又陷入冲突与分裂的境地。因此，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万隆会议被视为一个地区间合作的失败尝试。

在这种将万隆视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的历史叙事中，“本土化”成为一个核心理论话语。然而，这个理论叙述背后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本土化”与“普遍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在上述逻辑中，普遍规则仿佛被默认为诞生于第三世界之外。这种对“普遍规则”本质主义的理解，无法将“普遍规则”的产生，在全球历史的动态中具体化。同时，也正是在假设了“普遍规则”与西方现代性历史之间的等同关系之后，我们才会将亚非拉对殖民霸权主义的反抗视为一种用地方性知识，对“普遍规则”进行“本土化”的尝试。

但是，第三世界的意义远大于此。普遍性的形成本身便是一个全球史的动态过程，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之间缠斗的阶段性结果。在此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应当注意阿瑞吉所描述的那种来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所行使的“霸权职能”及其对世界体系秩序的支配欲望。同时也应当注意反霸权的实践，对霸权本身及其支配策略的重塑。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对霸权的反抗这一行动本身，便已经不自觉地将被压迫者推向了塑造“普遍规则”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点，可以从后文对19世纪的讨论中窥见一二。

如何理解二战之后人类历史上最为密集的一次国家新生？韦杰·帕拉夏德（Vijay Prashad）将万隆精神（Bandung Spirit）的基本诉求概括为：“被殖民世界崛起，并要求在世界事务中获得空间……且希望作为独立参与者。”并且，这种精神还体现了被压迫者对“经济上的从属关系（economic subordination）”以及“文化上的压迫（cultural suppression）”这两种帝国主义秩序的反抗。的确，20世纪的重要独特意义之一，是在反抗过程中政治主体性意识的形成。当然，这一表述也未能囊括20世纪民族独立运动的全部独特意义。与其将万隆作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不如将其视为一个绵延的过程。在霸权与反霸权斗争这一漫长的全球史进程中，万隆及其背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主义政治实践，才真正将20世纪的反抗与19世纪的反抗区别开。这种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形成，但却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界限、朝向普遍主义世界新秩序的政治主体意识，才真正赋予了20世纪以独特的历史意义。

除了历史观的壁垒之外，研究者们用以理解20世纪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理论工具也存在本质主义的色彩。对于许多从冷战国际关系史角度介入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来说，“实力政治”无疑是一个最受重视的切入点。我们熟悉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一般通过大国竞争模式去理解这一时期的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在这套历史叙事中，20世纪的格局被美、苏、英、法少数几个大国在一个战争同盟中，通过在德黑兰、雅尔塔以及波茨坦等地召开的国际会议，自上而下地确定了下来。而设计这种战后秩序的大国之间，早在德国正式投降之前，关系便已经破裂，这便为之后发生在两个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那场“冷战”埋下了隐患。正如大国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影响了20世纪国际秩序的走向一样，在大国之间发生的这场被称为“冷战”的实力政治冲突，也毫无悬念地被默认为左右了整个世界命运的主线。

在这种兴起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冷战史研究”中，充满着倒叙式的历史逻辑。大量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集中在回答“美国为什么赢得了冷战”，以及“苏联为什么输掉了冷战”这类议题上。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影响下，研究本身也成了在美苏争霸这一基本框架下，从战略史角度出发，试图为苏联解体和美国世界霸权的形成提供解释的行为。也有史家希望通过陆续解密的英文及俄文档案，还原在冷战背景下诸多“事件”的“历史事实”。在这种理论眼光的影响下，在20世纪后半叶占据重要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则被放在了冷战史研究的附属位置。在这种历史叙事中，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发生的反抗运动，或者被彻底埋没，或者被作为“美苏争霸”这一主线中的协奏。在这些地区发生的战争，也都被自然而然地看作“代理人战争”。这类发生在二战后世界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的“热战”，甚至在仅仅关心霸权政治起伏消长的历史脉络里被彻底遗忘。这种遗忘使得这场几乎左右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秩序变迁，被简化为一种在认识层面上存在的“冷战”。

这种历史叙述模式忽略了冷战史研究本身就是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产物这一事实。在这一模式下，我们非但无法看到“两个阵营”内部对广大第三世界反抗及民族独立运动在政治认识上的差异，更无法看到这种反抗本身对塑造这个新世界秩序所产生的关键作用，以及在这过程中透露出的那种不同于苏联及美国霸权主义的国际主义政治想象模式。这就使得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二战结束后形成的20世纪国际秩序，与19世纪欧洲中心的国际体系之间的本质性差异，以及20世纪国际秩序构成中，平等政治理想所扮演的现实作用。而作为20世纪国家政治主体的“人民”则在这种仍旧以大国实力政治为基础的叙事中彻底缺席。

应当看到，冷战史研究与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关系密切，因此，其“古为今用”的目的意识从一开始便萦绕着冷战史研究的学术机制。除了重要的美国冷战史研究中心及智囊机构之外，欧洲各个大学及智囊机构所进行的冷战史研究，也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从本国本地区外交史及外交战略发展的眼光出发，以期为当代国家或国家联盟的外交政策提供意见和理论基础。而在冷战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这一以本国本地区为中心，对于外交政策进行研究讨论的问题意识似乎还不甚明确。在为数不多的讨论中国冷战时期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作品中，对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时期外交思想的研究，还多停留在“冷战在亚洲”这样的视野之中。而对于中国在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及反霸权主义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其独特战略思想的考察，却略显欠缺。

此外，对于第三世界“意义”的讨论还受到方法论的局限。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而兴起的冷战史研究，其研究者的背景多为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其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也更多产生于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并且，随着冷战结束，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活动开始成为常态，以现实主义为理论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又进一步地对20世纪中期在国际主义精神引领下产生的一系列内政与外交活动进行重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涉及第三世界去殖民民族独立的讨论均局限在弗莱德·哈勒代（Fred Halliday）所描述的那种两极竞争（Bipolar contest）的范式之中。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解模式最大的局限在于其对政治活动及其深远影响做出了前提性的限定。它首先假设在国际活动中，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其首要目标是“寻找能够驾驭对方的机会”。其次，决定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基本条件来自国家本身的军事与物质实力，以及地缘政治层面与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西方的新冷战史研究者中，也出现了对这种两极观定见的批判。布鲁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甚至将推崇采用多语种档案材料的新冷战史研究揶揄为“正统加档案”（Orthodoxy plus archives）的研究。而在这个基础上，诸如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便提出，需要真正打破这种历史观上的成见，从第三世界角度出发，讨论这些国际关系的“次要参与者”（minor  actors）在战后国际关系进程中的作用。然而，即便是在被托尼·史密斯称为“边缘中心框架”（Pericentric Framework）的冷战历史叙事中，这些来自国际秩序“边缘”的“次要参与者”们对国际秩序构成的作用似乎也仅仅停留在“麻烦制造者”的层面。在一个新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预设下，强权仍旧是秩序的制定者，差别在于，在托尼·史密斯的“边缘中心框架”中，原本自上而下制定秩序的强国，由于需要回应弱小国家的对抗活动，因而不得不对制定出的秩序进行调整。虽然相比原先那种“新冷战史”研究来说，这种类似于“冲击–反应–再回应”的模式，更能体现战后国际秩序进程中的历史与政治动态，但是其背后的逻辑假设仍旧将第三世界视为现代化进程与国际新秩序形成历史中的后进或次要角色（minor）。第三世界在反抗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主体性，以及对战后世界新秩序及其平等话语的主动塑造过程，则仍旧未能在这一逻辑框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讨论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方法论上的局限来自后殖民主义那种对地方性问题的强调。这种“去殖民”的叙事面向19世纪的殖民主义霸权，讲述了一个在亚洲、非洲以及加勒比、南美洲等地的“帝国秩序瓦解”（dissolution of empires）的历史。然而，无论是从政治事件史还是文化史角度切入，诸多对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经验的讨论似乎并未能真正对“美苏争霸”这一冷战叙事主线背后的核心范式提出挑战。因此，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或被视为与旧殖民者协商或斗争的结果；或被理解为试图建设“不受西方干涉的”区域联盟的企图。从理论上，第三世界去殖民运动还被看作是一种对“第三条道路”的追求。然而，这种从身份政治认同角度出发，强调非西方的地方主义历史叙事，以此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批判，却从根本上消解了超越碎片化认同、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当然，这类研究在极大程度上展现了冷战时期在“美苏争霸”主线之外的政治丰富性，但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实践仍旧被作为碎片化的历史经验，在“两个阵营”“两种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脉络中，躲藏在渺小的从属角落。

当然，不可否认，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冲突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冷战时期诸多关键事件的走向。这也是为什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将“第三世界”的形成直接视为战后美国在国际上霸权地位的结果。共产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与第三世界的联系，也确实存在着强烈的寻求传统地缘政治安全的考量。的确，二战所带来的欧洲霸权地位的削弱、共产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起以及美国在政治行动与政治话语方面与欧洲旧殖民秩序的有意识的切割，都无可避免地将第三世界的命运推到了这种霸权主义政治博弈的现场。甚至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本身的出现及其内部的冲突矛盾，也显现出了地缘政治的考量对这场运动参与者们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也同样不能否认，在这种现代史叙事模式下，广大的“西方”之外的第三世界那一系列从19世纪便开始的，追寻自身现代化路径的政治实践及其在全球秩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却完全被湮没。而在这套被压抑的历史叙事中，我们更无从发现第三世界在这漫长的斗争中形成的政治主体性意识，及其对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想象方法。因此，在理解万隆会议以及整个第三世界反帝独立运动的历史时，必须深入讨论这一历史进程所体现出的实力政治与建设新世界的政治理想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