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金角度看，利益集团的捐赠使美国智库很难做出背离捐赠目标的工作，比如，美国智库学者发表观点与发布报告，不能不考虑捐赠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偏好、价值取向。^[12]从媒体角度看，美国智库学者为迎合媒体固定的受众，往往屈从于耸动、过激的标题而丧失应有的严肃与客观性。

尽管美国智库界也有少数特立独行者，但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掮客》一书所述“处于真空中未经人类生活中实际政治问题考验的知识是滑稽而虚无的”，^[13]美国智库所谓“独立性”，不是空中楼阁或无本之木，而是与其特定的文化政治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中国学界不必美化其“独立性”的优势。

二是打破美国智库正能量的神话。

知识分子通常被视为“社会良心”，智库学者也常被誉为“国家智囊”，理应给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做出积极贡献。但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智库自觉不自觉地给美国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甚至坏主意”。^[14]比如，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退出183个国家批准的应对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执政后又退出近200个国家签署的《巴黎协定》，背后都是美国智库在推波助澜。

一些美国智库受到高污染能源巨头科氏工业集团和埃克森美孚的资助，掀起了狂热的“反气候变化运动”。诸如哈兰学会、加图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等智库致力于“自由市场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案”，利用国际会议、媒体文章、工作简报等方式全面驳斥“世界上97%气候科学家都支持的变暖事实”，可谓是一场“意识形态圣战”。^[15]

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批准加入152个国家签署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旨在限制导弹发展的《反导条约》，加剧了地区紧张，这些建议同样出自美国智库。

美国2003年基于“保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入侵伊拉克，除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以外，美国智库清一色地支持出兵

更糟糕的是，最近几年，美国政治氛围越来越陷入冷战思维与反华反共的“新麦卡锡主义”，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进步中心等美国智库不断抛出遏制中国的智库报告，建议全面对华战略竞争，恶化中美关系，使世界面临新冷战的严重风险。^[16]

此外，在国际问题上，美国智库习惯于对外发声，却多是倾向于建议用霸权主义压制方式处理分歧，尤其是俄乌冲突上，美国智库一边倒地谴责俄罗斯，支持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而丝毫不反思美国多年来在俄乌矛盾中的“拱火”、“煽动”，以致事态越演越烈，美国成为国际冲突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在国内问题上，无论是医保难题、枪击困境、种族分歧，还是金融危机、通胀风险，数以千计的美国智库同样没有给出对症下药的良方。

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现在美国智库充斥着一批胡说八道、屡屡犯常识错误的所谓“学者”，他们不负责任，不考虑知识分子应有的客观度、责任心，只求媒体曝光度、项目吸金力，对国际合作、国家发展、社会公平均造成了负向、消极的影响。由此可推导，美国智库在助力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进程中正能量的缺乏，是21世纪以来美国相对衰弱的重要原因。

三是打破美国智库影响力的神话。

在多数人看来，美国智库往往有巨大的决策影响力。然而，相比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需求而言，约2000家美国智库的庞大数量显然是供给过剩的。正如本文一开头就提及的，不少很有名头的美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在销售政策的美国思想市场里，智库的过剩窘境导致其由传统的客观专业政策原创生产者的地位，转变为某种意识形态与倡议推销者的位置。

比如，传统基金会就自称是思想零售商或“二手思想贩子”，在公共关系的开销上占到年度总预算的35%-40%。他们最狂热的推销对象并不是白宫、国务院等实际政策运行的官员，而是其他三类人：一是保守派国会工作人员，以便让他们能对某些立法议案给出更有指向性的建议；二是不轻信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志同道合的保守分子；三是想在文章中加入保守派观点的记者。^[17]

近些年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的市场推广经费也占到20%以上。美国智库内部高学历的研究人员也在流失。1980年代以后建立的智库中，只有13%的人接受过最高学位的博士教育。^[18]美国智库的最新潮流已越来越沦为政治游说组织与宣传机器，而不再是严肃的政策咨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