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文】

特朗普执政时期，笔者访问华盛顿，曾与一位美国顶级智库负责人私聊。他感叹道，“我知道今天讲的，你一定会写内参给中南海参考。但我却报不到白宫去。我们现在离白宫只有1公里，但白宫离我们却是1000公里。”这段看似对特朗普不愿听取智库建议的揶揄，却启发了笔者如何更客观、全面地认识美国智库。

美国智库曾为二战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美国在冷战中胜出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成功做出巨大贡献，但美国政府频繁更迭，以及总统执政风格与其党派不同利益，决定了重大政策咨询来源的非固定性。中国古代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现象，似乎在当下美国智库界得到印证。在美国，往往这四年某家智库因得宠而门庭若市，下一个四年另一党派总统执政后，该智库就变得门可罗雀。

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极化，内斗频繁，美国智库发展也衍生了大量问题，如资金来源、社会角色等，被美国主流媒体广为诟病。

多年来，中国学界常把美国智库的发展视为本土智库发展的重要借鉴。^[1]这些对美国智库运作特点借鉴式的研究，客观上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助推了智库业在中国决策机制中的重要性与社会舆论中的曝光度，但对美国智库建设经验的借鉴一旦扭曲为对美国智库的过度重视或迷信，就会起到始料未及的消极作用。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创立于1910年，是美国最古老的智库

本文试着梳理近十年来美国主流媒体深度诟病其智库业的一些代表性的声音，意在从独立性、正能量与影响力等三个方面，打破长期以来不少中国学者过于推崇美国智库的神话。本文认为，美国智库的优点，中国智库仍须继续参考、学习或效仿；但美国智库的缺点，中国智库则须全力警惕、规避或杜绝。平视美国智库，才能有助于树立中国智库人的自信，同样有助于中美智库之间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地切磋交流，更有助于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深度认知与重新塑造。

1.梳理美国本土诟病其智库的声音

在观点相对多元化的美国，智库声音仅仅是代表着一部分人，且背后夹杂着复杂的政治党派、利益集团的考量。智库诞生初期那种通过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来影响政策改善、进而推进国家与社会进步的状态几乎已不再，最近十年来，美国智库行业屡屡受到主流媒体的猛烈批判，意识形态化的走向使美国智库公信力、贡献度大大下降。

美国《国家事务》期刊2012年冬季号刊发《智库在贬值》的长篇论文。文章作者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卫生部副部长特维·特洛伊直言，美国智库就“有点像魏玛共和国的纸币”，“没什么价值”。他通过对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一系列著名智库数十年蜕变的详细分析后论述道：

“随着它们变得更加政治化，智库——特别是在过去十年左右建立那些更注重宣传的新机构——有可能变得更加保守、含金量更低。我们在政治上噪音太多、创见太少。这些机构只是美国政治腔调的复读机，而不是提供政策分析和知识创新的发动机。鉴于这些担忧，我们需要好好反思华盛顿智库的演变及其对国家的影响。”^[2]

此后十年的美国智库作用并未改观，反而在“贬值”的路上越走越远，受到的批判也越来越多。最猛烈的批评来自《纽约时报》。2014年8月、9月，《纽约时报》连续推出两篇超过1万英文单词的长篇报道，批判“美国智库经常正成为企业影响力和品牌推广活动的工具”，“外国势力正在收买智库影响力”，还用长达58页详细资料罗列2011-2014年挪威政府、卡塔尔使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等资助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领域、高达9200万美元的外国研究资金。^[3]

就智库的游说问题，《纽约时报》批判道：

“在追逐资金的过程中，（美国）智库正在推动对企业捐助者的重要议程，有时模糊了研究人员和游说者之间的界限。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也获得了免税地位的好处，有时甚至没有透露他们与公司利益的联系。……这样的危险在于，（美国）智库正与我们身处的政治一样被腐化。”^[4]

就智库受外国影响问题，《纽约时报》责难道：

“曾经古板的（美国）智库正在变成外国政府在华盛顿游说的强肌健肉。”

“每个著名智库都是海外资金的主要接受者。他们编写政策文件、主办论坛，并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组织私人简报会，这些简报通常与外国政府的议程保持一致。”

《纽约时报》还明确表示，“美国智库与其海外赞助商之间关系的收紧可能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5]

《纽约时报》对美国智库的炮轰带动了其他主流媒体的批判共振。比如《华盛顿邮报》就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呼应《纽约时报》做了相当优秀的调查报道，还发出“记者要警惕成为智库的同谋”等倡议。^[6]此后，许多重要媒体还陆续对美国智库不断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