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纽约时报》又刊登两篇智库报道《智库是如何放大企业界影响力》、《智库学者还是公司顾问？看情况》^[7]，继续拿布鲁金斯学会等著名智库为例，描述美国智库表面“客观”、“中立”，实际上却接受企业界的资助，替企业说话的本质。

2014-2016年一系列对美国智库的公共舆论批判，对美国智库的公众形象与公信力造成巨大的冲击，也使美国智库在公共舆论空间渐渐走下神坛。美国作家乔纳森·罗批判道，（美国）“智库”是个错误的用词，“他们从不‘智’，他只是证明和辩护”。约翰·查克曼的批判更激烈：

（美国）智库“只是个骗人的机构，意识形态追随者和宣传员却摆出学术的姿态……（这样）金钱就像血液从血管的裂口中涌出一样支持宣传那些毫无意义、让人窒息的争论。”^[8]

笔者多年来曾与多家知名美国智库合作，与数十位美国智库学者有深交，切身亲历了意识形态化对美国智库的深度影响，比如，在频繁的中美智库对话中，美国智库的口径越来越与政府相一致，在新疆、香港、人权等议题的研究报告深受美国近年来“新麦卡锡主义”式意识形态的影响，且不止一位美国学者私下表示，内心是能理解中国发展，但公开表态必须保持“政治正确”。

《外交政策》期刊2021年的一篇题为《为何人人都恨智库》的文章中讲到，仅20%美国公民信任智库，“智库面临着严重的且罪有应得的名誉问题”，甚至成为“所有人都恨”的职业。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智库商业模式已经朝着出售渠道和影响力的方向漂移。对那些人来说，重点不再在于产生新的想法或为审议过程提供信息，而在于推销促进资助者利益的想法。”^[9]

美国智库收取捐款排名（上），以及出资最多的国家、地区、机构（下） 数据来源：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2020年报告

美国智库在本国声誉急剧下降，启发中国智库界应全面地审视美国智库。不可否认，美国一些智库及部分学者是值得尊敬的，但美国智库在中国享有的推崇程度与其在本国的声誉相比，显然是“盛名之下其实难负”。^[10]

长期以来，知名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往往会在中国同行与媒体界广为流传，许多美国智库学者的著作在中国畅销，不少美国智库学者在中国常常奉为座上宾，这些多少与中国学界“神话”、“迷信”美国智库有一定的关系。梳理美国智库在本国受到批判的境况，有利于中国学界打破美国智库的神话、平视美国智库同行。

2.打破美国智库的神话

美国智库数量众多，许多智库学者口才出众，不少智库报告善于包装，各类智库活动频繁多样，媒体传播也常常眼花缭乱，这些美国智库的特点是造成中国学界过度“神话化”美国智库的重要原因。

然而，如果换一些评价标准来看待美国智库，如是否真正进行专业性、独立性的思考与发声？是否真正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建言献策？是否真正地促进本国政府推动人类发展与全球进步？那么，很容易发现美国智库所谓“神话”已全然不在。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学界至少要打破美国智库三大“神话”：

一是打破美国智库独立性的神话。

美国智库常以“独立性”自居，而中国学界通常也自我训诫须提升独立性。如果只是从研究方法、推导过程、资料收集等角度看，智库研究当然需要提升自主性，且研究过程的“独立性”应该是智库的核心价值之一。否则，很容易陷入重复建设、创新不足、人云亦云甚至抄袭他人的陷阱中。

但另一方面，智库这个行业的职业目标就是服务于政府的决策咨询，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日常频繁的互动是职业应有之意。^[11]智库工作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谈“官”色变。标榜绝对的“独立性”，要么会造成自娱自乐的天真印象，要么就是刻意隐瞒与其他机构之间不可告人的机密。

根据笔者多年交往的经验，以及各类公开资料的披露，美国智库处在复杂而庞杂的社会与政治网络体系中，与政界、企业、媒体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政治角度看，“旋转门”机制使美国智库与政府有着牵扯不清的联姻与轮坐关系，比如，智库为提升决策影响力有时不得不迎合政府；再比如，为输送更多下届政府的后备官员不得不押宝某位总统候选人。

华盛顿特区K街一角，因为聚集了大量智库，往往被视作美国政府高官的“旋转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