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不少分析认为，俄罗斯的决策与杜金的所谓“新欧亚主义”思路是一致的，结果导致国家利益也严重受损，这是否意味着杜金的理论已经过时了？

王文：确切地讲，杜金在冷战结束前后提出的“新欧亚主义”不是理论，而是基于反西方的驱动、联合欧亚大陆腹地的国家、以俄罗斯为首的一种国家集团组合的政治倡议。“新欧亚主义”最早的缘起在于19世纪初期“欧亚主义”，俄国反抗拿破仑入侵后，出现的一种俄国非西方、非东方，而是独立的一方。当时，俄国正在努力向东、西方扩张，加之后苏联的建立，“欧亚主义”并没有太多市场。

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开始新的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杜金主张“新欧亚主义”认为，欧亚大陆的腹心地本身就有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圈，不是任何文明的翻版，应当坚决同西方划清界限，还应联合德国、土耳其、伊朗、印度和东亚国家，共同建立反西方的陆权国家“存在”。

在西方看来，这种思想是相当激进的，这也是杜金本人受到制裁，其女儿遭遇恐袭被炸身亡的重要思想背景。杜金早期对中国了解不够，近年来不断推崇中国经验，这给予“新欧亚主义”新的内涵。

俄罗斯决策层与杜金“新欧亚主义”之间，被西方臆测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是西方构想出的“杜金威胁论”。杜金在俄罗斯国内决策层的影响力没有咱们想象的大，他自己也亲口对我承认，与普京本人没有联系。从这个角度看，“新欧亚主义”的能量被扩大了。

问：您这次深度调研了俄罗斯的20多个城市，甚至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前，您刚好访问过那里。据您的实地了解，俄罗斯经济受到俄乌战事和西方制裁的影响有多大？现在，俄罗斯已经进行了兵力上的全国部分动员，武器生产也在加大马力，如果战事持续更长时间，俄罗斯经济会不会转向“战时经济”？

王文：过去半年多，西方发动了对俄罗斯上万次的制裁，投资和金融部门是受“冲击”最为敏感的部分，比如，“冻结”资产、货币支付障碍、商业预期等，但那是隐性、长期的冲击效应，普通人很难感知到。

从我所亲历的城市来看，短期内对俄罗斯的影响并不明显。我曾写过文章《近距离感受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举了许多细节故事来讲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除了对卢布汇率和金融支付等不太适应外，也基本能很快适应俄罗斯的正常生活。

事实上，由于西方制裁导致的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60%贸易依靠能源出口的俄罗斯财政收入反而是不降反升的，大体估算，应该是月均额外增加30-50亿美元。腰包变鼓的俄罗斯政府一方面用这笔钱增加军费，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地方发展的投资。

我所调研的许多边陲地区都因此得到了额外的联邦转移支付。比如，在堪察加州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就计划明年财政投资开设多家酒店、度假公园、滑雪场甚至建造通往某火山的电梯。在摩尔曼斯克，通往边陲小镇捷里别尔卡的百公里国道也在加速建设中。在莫斯科，许多道路、环线也都在施工维修，一派城市大建设的场景。

但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就像高等经济大学教授奥斯塔普科维奇所说，制裁有延迟效应，2022年应该能够挺过去，但2023、2024年可能会有明显的后果。以我8次去伊朗的场景看，俄罗斯的体量比伊朗大得多，不可能会被制裁所打垮，但可能在汽车与电器零部件进口、高科技进口、经济发展增速、俄罗斯与西方的交往上受到一些影响。

另一方面，对中国人而言，制裁反而是提供了更多中俄合作的机会。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的汽车、家电出口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都会的更多的机会。

问：普京总统在瓦尔代论坛回答您的提问时，很长篇幅谈到了未来的中俄关系。您捕捉到其中最关键的信息是什么？在这种大环境下，到底如何处理中俄关系，“完全绑定”可能不明智，怎样会更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王文：“完全绑定”俄罗斯不是中国当下战略的目标。俄罗斯也没有“完全绑定”中国。但搞好对俄关系，对于中国长期生存有直接的线性关系。搞不好与俄罗斯的关系，让4000公里边境上设防与不稳，甚至树一个有扩张、激进的北部敌人，是中国长期生存的“大患”。这是过往30年中国全力搞好对俄关系的重要战略考量。

我今年夏天曾驱车近1000公里沿着黑龙江，从漠河市一直开到黑河市，边境线两侧是没有士兵的，这是高度的军事互信，也节省了巨量的军事投入与战略精力。

对待俄罗斯的方式，中国人长期被近代以来的历史记忆以及苏联时代的革命情怀所影响，形成了一“左”一“右”的对俄态度，要么主张亲密无间，要么主张无限提防。我觉得，应该回归务实主义路线。

俄罗斯经济、资源结构与中国互补，中俄之间的合作潜能还远未发挥，俄罗斯对中国发展的长期正向功效也远未发挥。一些中国人常将务实合作缺少的原因，归因于俄方,其实如果两边想，可能更符合实际。

换句话说，中国人从自身是否讲信用、是否讲法律、是否有足够的谈判能力与高超智慧赢得对方的尊重等角度思考未来对俄合作，可能更有助于推动中俄关系促进中国国家利益。

简单地讲，中俄合作应做到“务实主义”四原则：一是讲实利。有利益的事情，应该多做；二是讲条文。任何合作事宜最好都落到白纸黑字，以相互督办；三是讲落实。签完的合同，就要抓紧落实，而不是开空头支票；四是讲长远。要多从长期角度看待合作的质量和与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