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们到底能在俄罗斯当下的危机中吸取点怎样的教训或者说反思点什么？

王文：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想。首先，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当下的俄罗斯视为是“危机之中”。正如我此前与你的专访中所说，用了10多万军队，拿下了10万平方公里土地，巩固了克里米亚的归属，虽经济被制裁、数万军人死亡，但俄罗斯领土扩张、乌克兰被压缩、西方对俄有忌惮，从长远看，俄罗斯并不亏。至少可以说“疼在当下，利在长远”。

相比于俄罗斯，中国应对西方压迫的时间更短，经验更不足，且受农耕文明、儒教文化与资源约束的传统羁绊更大一些。农耕文明倾向于固守本土、安定守成，而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儒教价值观，让中国历朝历代都不善于远征，而好防御。偶尔出现像秦始皇、汉武帝这样善武、开疆拓土的君王，在史书中的评价也都是好坏参半。

这也导致中国即便在宋代泉州已成全球第一大港、明代航海技术优先且早于欧洲大航海时代时，中国也没有对外殖民，更没有通过像俄罗斯那样排除异已、种族驱赶的方式无限扩张。

如果我们要在俄罗斯“百年斗争”经验基础上寻到什么经验和反省的话，最应该是21世纪的拓展与开放精神。中国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推行殖民与战争，也不能像俄罗斯那么野蛮领土扩张，但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方式进行中国式扩张，既和平、包容的全球主义，学会更多将中国利益合情、合理、合法地推广至全世界。

问：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俄罗斯也是中国的参照。同样要面对西方的敌意和打压，俄罗斯的应对之道到底有什么不同？

王文：长期以来，中国人往往把美国视为发展的参照，对俄罗斯的重视明显不够，对俄罗斯的研究也明显不足，尤其是这场特别军事行动那么拉垮，许多中国人更是破除了对俄罗斯军事能力的迷信，以至于俄罗斯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全球强国”地位的崩塌。

中国人对俄罗斯应对西方之道的最大误解在于，俄罗斯对抗西方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是从17世纪就已经开始，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瑞典帝国、拿破仑帝国、大英帝国、日本帝国、希特勒帝国以及冷战时与美利坚帝国。

对俄罗斯应对西方的行为惯性与应对传统，中国人了解与研究得相当不够，至少网络上讲的“战斗民族”的说法过于简单。

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叫《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这本书从文化根基上解释了俄国人数百年来应对西方压力下的行为惯性。作者埃娃·汤普逊从莫斯科红场内、有多个洋葱头拱顶的圣瓦西里教堂开始讲起。瓦西里被俄国人奉为守护圣人，是与伊凡雷帝同时代的人，常常赤身行走、忠诚于基督与国家，曾反击鞑靼人的袭击，拯救莫斯科，死后被伊万雷帝亲自扶灵。

瓦西里这个为基督的愚痴、狂信苦行的圣者，就被称为“圣愚”(Holy Fool)。艾夫隆《百科词典》解释“圣愚”是为了屈辱而不为个人利益犯过罪过、可“行为不正”的神圣罪人。圣愚精神对俄罗斯数百年来的城市贵族甚至乡村贩夫走卒影响很大，渗入到俄国精神生活中，进而演化成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对极端行为的嗜好。

俄罗斯骨子里对西方“理性主义”和“重视物质”是充满轻蔑的，认为对外扩张是天经地义的，这些都根深蒂固地扎根于其民族意识之中。在圣愚精神的浸透下，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纯洁”可乔装为“邪恶”的解释逻辑，把俄罗斯对他国领土扩张视为是一种“传播文明影响”，手段可能是恶的，但意图是纯洁的。

这种文化行为逻辑根源的剖析，简而言之而概括为残酷、诡秘、韧劲、持续等，这就能解释为什么16世纪以来俄罗斯能够从一个金帐汗国主宰下的莫斯科公国起步，国土面积大扩张，短短300年内成为横垮9个时区的全球面积第一大国，且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西方殖民体系瓦解、老牌列强都退守本土后，俄罗斯仍然能守住近20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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