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主任多次提出的“坚定的爱国者”，其本质内涵不仅仅是要求“忠诚”上的坚定，更是要求服务人民上的“贤能”。《施政报告》中提出特区管治团队的建设原则是“能者居之”，属于理解和领会了“贤能政治”的要义。        

宏图既展，行胜于言，现任特首任期有限，下一任花落谁家仍在竞争博弈之中，需按照制度规范和民主程序产出，需中央信任和香港社会认受。《施政报告》展现的“宏图”不限于特首个人，而应当成为香港特区政府与全社会的共识与目标，这是香港“一国两制”下半场的一种正确理解和展开，也是中央制度与政策改革的合理指向与期待。

香港社会能否真正理解和适应这一“宏图”并致力其中？抑或继续从本土主义逻辑抵制这一转型过程而蹉跎岁月，误己误人？这是“一国两制”实践的大问题。

为这一问题寻求解法，是香港管治的真正难题。而理解和适应这一结构变化的关键正在于完整准确理解国家精神。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大问题”或前提性问题在《基本法》范畴内无法充分求解，基本法也不具有所谓的“自足性”。

求解的路径必须深入《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之中，甚至需要深入新中国史、党史和中国文明史脉络中。

香港要想从“漂浮”和左右为难的西式全球化城市转变为立足中国文明和体制的、真正可持续的国际化大都市，其文明和政治的根脉就必须深植于中国自身，其从中国自身汲取文明和制度的养分越合理，其面向西方世界的底气和优势就会越大。

这是香港全球化角色的辩证法，智慧地依凭“一国”的基础，不只是市场，还有文明和体制，香港的发展前景将是星辰大海。

《施政报告》中涉及“中央”和“国家”的频率与篇幅明显增多，对国家角色的有关表述也不再是简单“恭维”和客套辞令，而是透出一种由衷的理解、感激、信任和向往。这或许只是香港“高层官员”在风险斗争与政治考验过程中的觉醒成果，未必可以乐观地代表香港整体社会的意见转型。

《施政报告》并不乐观假定香港社会已适应了新制度和新战略，而是提出了在国安法制、民生政策、融入发展、青年支持以及教育、社会、文化领域的诸多具体制度议题和政策构想。

这些不是特首个人的“任务”，而是特首向全社会甚至下一任特首提出的积极倡议。社会的精神转型与适应，关键在于理解真正的“国家精神”。而就国家精神的理解方式而言，既有的本地教育体系和文化体系显然需要进行持续性的改革和调整。

就国家精神的文化产品载体而言，近些年制作的有关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可圈可点。今年是建党百年，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成为香港社会一大热点，但未必透彻、深入和入脑入心。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社会确实正在经历“脱敏化”和“社会化”过程，这是理解国家精神的最重要的前提，2018年修宪之后，宪法第1条明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成了国家宪法上国体构成的法权元素。

但香港社会理解国家精神还需要更加具体生动的文艺作品和沟通形式，需要适度的历史化、事件化、故事化、偶像化和人格化，需要激活香港社会人心的历史记忆和重新理解，需要打动青年人心的底层硬核而促其转变。

我曾在多次涉港座谈会和讲座的过程中提出“国家精神”教育上最适合的三部电视剧，与内地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相比，香港社会的实际需求更为迫切：        

其一，《觉醒年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青春史，是科学民主精神的青年诠释，是爱国进步的政治基因展现，也是中国现代性文化与政治品格形成的历史里程碑。

《觉醒年代》。资料图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主义，中华民族复兴的集体责任，青年群体的时代参与，以及美德与牺牲的规范品格，在其中丰沛、充盈及具有线条流动感。

1919年的中国，是巴黎和会上“最虚弱”的战胜国，是列强俱乐部“秘密交易”的牺牲对象，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例证。

但“觉醒年代”的斗争使得中国人民就此觉醒，先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启了“新文化”启蒙和民主运动的历史进程，并寻求与工农群众的权利和解放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党的理想性与扎根中国大地及服务中国人民的责任伦理做了有效的历史奠基。由此，新文化扩展开来，青年群体行动起来，人民“觉醒”了。          

其二，《跨过鸭绿江》。这是新中国的国家精神奠基史。面对来自外部“第一强权”的主权和安全威胁，面对新中国政权的生死考验，“跨过”的战略决断与战争经历显示了一种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生存和发展利益而勇于承担及奋斗牺牲的政治精神。

《跨过鸭绿江》。资料图

这是立国精神，也是新中国坚定打破美国的“东亚大空间”，在二战后国际体系间寻求最佳国家利益与安全保障的超强集体意志和坚定实践行为。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人民信心和发展机遇期由此获得。

而在象征意义上，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也是一次“跨过”行为，民族复兴就是在一次次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的“跨过”行为中稳健前行并光亮日显的。

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1950年在《大地的法》中曾悲叹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法秩序的崩塌和美帝国式的自由国际法秩序的霸权降临。施米特是代表德国的悲叹，而新中国则选择了正义斗争。

1950年的美国霸权登峰造极，联合国体制初生无力，被美国操控，国际正义无从维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展现了新中国为民族复兴长期利益计以及为区域和平长期利益计而进行的国际法斗争。

《板门店停战协定》既是志愿军战斗牺牲的直接成果，也是这一斗争的国际法成果，但更关键的是新中国由此奠定国际地位和政治正当性，赢得人民更深切的支持，造成内外敌人的战略恐惧，为后续的长期和平与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地缘和国际政治条件。

由此，畏惧西方列强的“长期自卑感”消失了，新中国“立住”了，真正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