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逸】

9月1日，美国实施对华芯片出口新许可要求，禁止美国芯片公司英伟达等向中国出口两种高端GPU芯片。这是美国对中国实施科技打压、也是本届美国政府基于“小院高墙”策略进行出口管控的又一经典案例。

“小院高墙”策略可以看作从上一任美国政府的“全面进攻”向本届政府的“重点进攻”转变的典型，其基础思路是：首先，承认美国事实上无法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断链脱钩；其次，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应聚焦于具有军事用途、提升中国战略能力的关键领域；第三，尽量降低和减少美国在此过程中承受的成本与损失。

这次出口管控的标的是若干美国企业的高端GPU芯片，具备算力优势，主要在人工智能领域有重要作用。而根据此前美国政府和智库出台的多份报告显示，人工智能领域一方面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前沿科技领域，另一方面被认为是中国对美国已经形成威胁、乃至在部分场景下对美国占据优势的关键博弈领域。

资料图来自法新社

基于这样的直接认识，显然美国政府认为，切断中国从美国公司获取这些芯片的直接渠道，可以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制造障碍，迟滞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继而在另外一些条件——比如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真的因为这一禁运而一蹶不振，或者中国因此丧失抵抗意志、彻底接受美国的全部要价等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为美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上述理想不能说是不丰满的，但现实远比预料中的更加骨感。相关消息传出后，全球资本市场的表现，就传递出了极具讽刺意义的信号：相关美国企业的股票遇冷下行，生产类似芯片的中国企业的股票则呈现相反的上行态势。这些极为直观易懂的指标，展现出在利益问题上最理性的资本市场的基本判断：这一禁令，最直接的影响是削弱美国企业的发展，迫使其产品从全球最主要的成熟市场之一（甚至没有之一）退出，而作为美国企业战略竞争者的中国企业，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前景更为看好。

由此可见，这条禁令体现出了明显的内生悖论：本意是要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增加障碍，但实际起到的效果可能正好相反。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美国的压力下——颇有讽刺意义的——“被迫”成长为具有更加扎实的核心技术与产业支撑的形态。客观而言，站在美国一侧、按照美国的认知框架，这种形态将是一个更具挑战性、更全面，也因此更加难以遏制的强大对手。

从短期来看，美国的相关政策确实会制造出一个窗口期，即中国如何去填补因为制裁而造成的短缺。对美国来说，这个窗口期意味着，美国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自身的发展，获得对中国的优势：包括拉大原有的优势，以及追平曾经被超越的部分。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自动生效的，换言之，美国政府除了管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之外，还需要在国内实施有效的配套政策，促进和引导美国自身在相关领域的发力。

不过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表现，答案并不令人感到特别乐观。当然，刚刚通过的《芯片法案》提供了某种想象空间，但考虑到人工智能领域不仅仅是先进芯片的制造，还包括相关场景和具体应用领域的系统性创新，且不说在美国，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存在先天约束，就此类大规模战略性产业引导和布局所需要的治理能力来看，当下美国政府还真不能给出令人感到信服的答案。

当地时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 （法新社）

总体而言，短期内，这个禁令可能取得的最直接、最真实的效果，一是在实体层面确实给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制造可见的麻烦；二是在舆论和传播领域诱导一波利好美国“唱衰中国”的言论；三是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以及2年后的总统选举中，提供“重创美国战略对手”的政治筹码。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无论是产业还是国家战略能力，能够因为这个禁令而得到多少实质性收益，仍有待实践给出答案。

从国家安全与大国战略博弈的分析视角看，芯片出口管制令的出台，可以视为安全焦虑在华盛顿决策圈持续蔓延和泛化的典型体现。这里的安全，不是说美国的生存利益——比如主权和领土完整遭遇了实质性的威胁，也不是说美国面临来自另一个大国直接军事攻击的风险，而是美国发现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事实上曾经获得的单一超级大国独霸世界的地位，难以得到有效维持。

从体量对比上看，美国的经济体量虽然仍居全球第一，但领先第二位的优势已经缩小到可见、可超越的程度。从前沿科技角度来看，美国仍然具有全面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能确保仅仅用于美国自身实力“一骑绝尘”的发展，无法维系美国科技“一览众山小”的绝对优势，向前突破的希望不够清晰，传统优势不断缩小乃至失去，工具箱里缺少像冷战时期“遏制战略”那样清晰可见的“魔术子弹”，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对手。

事实上在华盛顿决策圈弥散发展的焦虑，不断迫使美国政府寻找任何能够产生短期效果的工具并加以尝试。这样一来，对于决策者来说，至少能交待“已经做了些什么”，避免在无所事事中坐等美国霸权缓慢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