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短期波动：应对供给与需求冲击

短期来讲，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对美国是供给冲击，对贸易伙伴是需求冲击。中美之间，虽然中国也增加了对美国的关税，但美国是逆差国，中国是顺差国，关税对美国来讲更多是供给约束，对中国是需求约束。在实体经济层面，高关税将导致美国的进口商品价格上升，意味着美国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下降，进而导致消费需求下降。在金融层面，资产价格下跌引发的负财富效应降低消费，也增加了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

理论上讲，财政货币政策可以对经济衰退做出反应，进行逆周期调节，但面临供给约束的困境。假设资产价格下跌或者消费价格上升导致美国需求下降、进而引发经济衰退，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张提振需求，但关税导致的供给不足问题反过来约束宏观政策的空间。从这个意义讲，宏观政策可能避免大萧条，但难以解决关税带来的滞胀问题。

对我国而言，关税将对出口产生很大的冲击，出口下降将拖累企业与居民的收入，进而降低我国的进口需求，因此贸易顺差不一定减少。但出口减少及其乘数效应带来总需求下行压力，将加剧本来已经存在的需求疲弱的问题。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对于提升内部需求的效率有限。这是因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靠信贷，而信贷具有顺周期性，尤其当前金融周期下行阶段，房地产与债务问题抑制信贷需求，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受限。不同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政府与企业、家庭部门等经济主体直接发生经济与交易行为（转移支付、税收等）而快速有效地支持需求。面向家庭部门的财政扩张是当前提振需求最有效抓手。

五、长期变局：发展模式与货币体系

长期来看，美国的关税政策将对全球经贸体系带来结构性改变，其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才看得清楚，但有几点值得思考。

第一，美国是否能够实现再工业化目标，有一个资源约束与再配置的问题，对发展模式有重要含义。关税提升进口商品价格，带来两个效应。一是美国消费者实际收入下降，不利总体的消费需求。另一个是替代效应，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不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关税不仅可能促进美国的制造业需求，也可能促进其不可贸易品比如服务业的需求，比如更换手机的频率下降，省下的钱用于在外用餐或旅游。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制造业的扩张必然要求其他部门萎缩。美国再工业化意味经济中制造业比重上升，服务业比重下降。但经济学中的鲍莫尔病现象讲到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就是随着制造业效率提升，必然导致制造业占经济的比例下降，而其他的效率不是那么高的、但被需求的部门，比如说服务业的比例则会上升。背后的原因就是，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需求有限（比如一个人一般不用多部手机），由此就导致剩余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低生产率部门。

图表展示了从1998年1月到2018年12月美国部分消费品、服务和工资的价格变化情况，手机、电脑、家电等制造业占经济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服务业则呈上升趋势，验证了鲍莫尔现象

过去中国农村需要大量劳动力在田里耕作才能解决全国温饱问题，后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剩余劳动力就转移到了制造业。制造业也一样，冰箱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人们对冰箱的需求又是有限的，剩余劳动力就继续转移到低生产率部门，规模经济有限的服务业。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上升，都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关系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

但现在，美国要把这一趋势倒退回去，就意味着社会整体的福利下降。此外，要通过什么方式来阻碍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是个疑问。技术进步是一个可能改变可贸易性的力量，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发展可能降低劳动力供给对制造业的约束，从而降低制造业进行贸易的必要性（从比较优势出发），而数字经济可能增加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但如果这样的话，服务业的效率提升加快，制造业的效率提升放慢，通过政策扭曲人为地增加制造业的比重损害整体的效率。

第二，加征关税对现有的全球经贸体系的冲击还会体现在货币金融方面。在过去，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带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世界其他国家取得贸易顺差后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将资本输入美国，整个体系形成闭环。在对全球加征关税的背景下，其他国家用商品换美元的成本增加，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资产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美国虽然在货物贸易上存在逆差，但在服务贸易上处于顺差，美国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科技公司所提供的正是服务贸易。美国加征“对等”关税可能引发贸易伙伴在服务贸易上的反制行为。

事实上，欧洲已经提出要针对多属于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rvice Tax，DST），与此同时还要加强监管。考虑到未来全球范围内针对服务贸易的“对等”政策，支撑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价高企的垄断租金预期也将会受损。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加速全球金融危机开启的逆全球化、去金融化的趋势。在这个大势下，美国相对其他国家在金融层面优势的重要性下降，中国在金融层面处于劣势的重要性下降，实体资源包括制造业的重要性上升，将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带来新的挑战，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机遇。

第三，全球贸易额萎缩，各国外循环下降、内循环上升，即使中美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也面临从可贸易转向不可贸易品带来的效率损害问题。全球产业链是效率提升的重要载体，国际贸易，尤其制成品贸易，是充分竞争的行业，要赢得出口市场，靠的是更好的产品质量和更低的生产成本，而不可贸易品容易和垄断甚至权力寻租联系在一起，比如房地产。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得益于参与全球市场分工与产业链，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房地产作为一个规模不经济的产业，主要是参与分配，而且占有优势，对其他行业形成挤压，泡沫破裂后的危害主要体现在需求端。如果我们的经济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可贸易部门转向带有垄断属性的不可贸易部门比如房地产业，表面上看虽然有可能在短期稳住经济，但从长远来讲，将对经济的效率造成更大的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对自由贸易的一个指责是分配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提出，国际贸易虽然通过比较优势总体上提高效率，但是可能带来分配的问题。当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后，在人群之间、区域之间总有人获益，也有人遭受损失，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是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

1913年底特律汽车工厂装配线，但到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化和市场竞争导致了工厂的大规模关闭，最终2013年底特律市政府破产

但是，如果关税导致经济结构从可贸易品转向不可贸易品，会降低收入分配的差距吗？历史的经验显示恰恰相反，不可贸易部门竞争程度低，既损害效率也不利公平。关键还是内部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

六、建立消费大市场：新中心化

展望未来，中美经济互动的关键点在于规模竞争，规模经济提升效率、促进创新，同时，规模是地缘经济竞争的载体和手段。中美在规模上各具优劣势。两国都是人口大国，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两国都是大型经济体，按市场汇率，中国的经济体量是美国的65%，但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美国。美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

过去三十年，美国和中国可以说形成Ｇ-2的合作与竞争模式，美国科技创新，中国产业创新，现在美国要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中国也在促进自己的科技创新。中美都在试图摆脱对过去的路径依赖，中国需要从过去的“重供给重资产”转向更多“重需求重人才”，美国则反过来。把规模转化成规模经济效应的关键是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分工和贸易，促进竞争。同时，针对外部性和垄断等扭曲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需要政府投入，优化制度设计。

对中国来讲，发展消费大市场既促进创新，也是新的形势下促进对外开放与合作，应对地缘竞争挑战的关键一环。贸易保护主义叠加地缘竞争的影响，推高了贸易的交易成本，导致传统国家概念的重要性回升。如何应对？交易成本增加并不意味着各国将重回封闭经济体。逆全球化背景下，规模优势不仅是大国的一个新经济增长点，还是增强跨国合作的基础。大国的产业体系较大、产业链前后向联系更强。中国可围绕本国的产业体系，加强与各国的产业链融合，促进跨国合作共赢。

中国已经在供给端形成突出的规模经济态势，新形势下需要更加重视需求的力量，大市场本身就是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中国出口强劲，而消费能力有限，贸易伙伴与我国开展贸易的获益主要在供给侧。促进内需、与全球贸易伙伴共享中国大市场带来的需求，有利于拓展与全球贸易伙伴合作的空间，提升中国作为消费需求的中心地位，反过来也有利于巩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体系的中心地位。

促进消费需求在短期看可能有多种手段，但从长远发展看，建立中国作为消费需求的新中心，最有效的抓手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显示，随着技术进步，发展水平提升，公共政策推进社会保障的建立与完善是普遍的规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财政增加转移支付、促进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社会保障的普惠性等既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有效抓手，也是有效促进内需的方式。

就当下而言，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首先是改善对农村老人、城镇失业者等困难群体的福利保障。第二，降低社保缴费。社保缴费具有累退属性，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税率比高收入人群高。降低社保缴费负担，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第三，加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投资于人”的措施，比如建立以中央财政主导的覆盖0-18岁全周期的生育与教育补贴机制。生育、教育等“投资于人”的举措短期提振消费需求，长期改善供给（人口和人力资本），不仅有助于稳定当前的增长，也培育长远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