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率之所以能长时间维持在高水平，有两个其他国家没有的因素的支撑，一个是收美元的铸币税，一个是科技服务业收租，两者都带有垄断属性。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更受永久收入（也就是财富）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当期国内收入的概念，没有包括这些外部的收租收入，而收入预期体现在资产价格上。因此，尽管美国政府对外负债增加，但美国家庭部门的净资产对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呈现长期上升的趋势，这是他们愿意消费的大前提（图表2）。表面上看美国的家庭部门消费率高（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但消费相对于家庭部门的财富比例并没有那么高，说美国人非理性消费是不符合现实的。

图表2: 美国居民储蓄率VS家庭净财富/可支配收入，数据截至2024年。居民储蓄率指的是私人储蓄与可支配收入之比。 FRED，中金研究院

以上分析显示，加征关税降低贸易逆差不是微观层面逻辑那么简单，宏观经济平衡意味有所得必有所失。未来的演变还有待观察，但金融市场似乎已经显示端倪，关税战导致美国出现“股债汇三杀”的罕见现象，可能就是反映了市场对关税战动摇美国在货币金融和数字经济领域垄断优势的担忧。如果资产价格进一步下降，导致美国经济衰退，需求下降，贸易逆差将会下降，但代价也很清楚。

三、去中心化：是与非

美国加征关税的第二个目标，去中心化，涉及到我们怎么理解国际贸易，尤其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与形态。在过去四十年里，国际贸易量大幅上升，全球大的方向是贸易自由化。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做自己相对擅长的事情，分工和贸易使所有人都受益。

比较优势理论的大方向是对的，但理论和现实往往有偏差，有时候这个偏差还非常重要。首先，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一个静态分析。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发展中国家高，后者具有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但静态的理解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现实世界里，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Heckscher-Ohlin）在李嘉图强调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基础上，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资源禀赋，尤其是资本禀赋的差异同样会导致国家间形成比较优势。H-O模型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含义，就是可以通过资本积累改变比较优势。中国在人口红利阶段，储蓄增加、促进了资本积累，尤其基础设施投资，改变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换。

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可以改变比较优势。中国的创新能力在绿色产业，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日益突出，其对国际经贸格局的影响带来保护主义和地缘经济竞争压力。理解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涉及比较优势理论与现实的另一个重要偏差，即无法解释今天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和产业内贸易。从生产效率和资源禀赋上来看，发达国家间比较优势相似，但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往超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符合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新贸易理论以及之后的新经济地理学中引入了消费者偏好的差异性和规模经济，更加贴近现实。新贸易理论认为，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有那么多贸易，为什么全球产业链分工那么细，背后是规模经济的作用。通过更细化的分工，每一个赛道的生产规模做大、整体生产效率得到提升。

规模经济效应不仅是静态，比如年产5万辆和年产100万辆的汽车厂，后者单位成本低，动态来看，规模经济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更低的成本意味着拥有更多资源做研发，更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可以享受人力资本红利等，而技术进步带来更大的规模效应。

新贸易理论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对一个新兴产业而言，一开始并没有规模，怎么从无到有形成规模，可能单靠市场力量是不够的，或者说单靠市场力量会很慢，这时候需要政府的一些支持，例如补贴，甚至是关税。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政府补贴和其他产业政策，其实他们自己一直在做，而且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政府的角色在增加，包括拜登政府的新兴产业补贴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

历史上，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也主张用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他强调在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国家应该通过贸易保护来促进本国工业化，其中包括对原材料施行零关税，对工业品征收高关税等。在一定意义上，特朗普政府的观点类似于李斯特主义，认为贸易自由化导致美国技术领先优势减少，创新能力降低，所以美国需要通过贸易保护促进本国再工业化。（新）李斯特主义承袭了幼稚工业理论，强调政府干预，但没有考虑到现代经济全球分工的现实。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也并不一定总是有用的，效果和经济的规模有关。例如小型经济体，即使有政府补贴或关税的帮助，也难以做大产业体系。

不同的理论不是相互排斥的，都从不同侧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影响全球分工和贸易的因素分为三类。第一是资源禀赋，包括劳动力与资本，也包括自然资源比如能源。国家间由于资源禀赋形成比较优势，这解释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贸易，同时，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开展资源品贸易。

第二是规模经济效应。消费者多样性（要求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生产端的规模经济结合，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按照这个逻辑，经济规模大的国家有更大的分工与实现规模生产的空间，企业做大规模形成竞争优势，这是内部规模经济的体现。同时，规模经济还体现为产业的集群效应，例如上下游企业相互提供服务等，共享基础设施和人才池，带动整体生产成本下降、效率提升，这是外部规模经济。

公共服务也有规模经济特征，使用的人数越多，则每个人承担的成本越低，这也是中国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较高的原因之一，构成了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动态来看，科技创新也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在需求侧，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动力就越强。在供给侧，经济体量大，分摊研发成本以及投入研发的能力就强。

第三个方面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利润产生影响，其中既包括运输等由于地理距离，也包括关税、非关税等保护主义以及与地缘竞争相关的措施。运输成本的存在使得生产应在靠近市场的地方进行，但大市场激发的规模经济效应带动生产成本降低、部分甚至完全抵消了销往其他地区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苹果手机放在中国生产的原因，中国本身的市场规模大，制造业体系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成本，足以抵消运输成本。

位于郑州的富士康工厂

过去四十年，全球贸易总量相对于GDP大幅上升，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日益细化，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各国彼此间依赖度变高，中间品贸易量大幅上升。中国成长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正是大国规模和全球分工两个因素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

以美国加征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以理解为试图通过第三个方面的因素（交易成本的增加）来抵消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降低中国的竞争力，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交易成本肯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美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体，中国既有大国规模经济优势，也有劳动力成本较低带来的比较优势。

全球产业链对关税却非常脆弱，因为关税是会重复征收的，比如说一个配件由中国生产，出口到墨西哥要交一次关税，配件在墨西哥加工完成出口到美国，还要缴一道关税，哪怕每个国家只多收10%，影响也可能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靠关税来重振自己的制造业或者降低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将会对全球产业链带来重大冲击，导致国际贸易量大幅萎缩，这在短期加剧经济波动，在长期将损害所有经济体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