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文生】

自4月2日以来，美国政府已对贸易伙伴采取了广泛的加征关税措施。截至2025年4月底，美国有效关税税率从2024年底的2.4%大幅上升至28.4%，为一百年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对华关税达到145%，作为反制中国对美关税达到125%。中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如此高的关税不可持续，最终很可能会显著回落。

4月2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

但美国这一次关税政策显然也不是随意之举，我们熟悉的国际贸易体系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仅要关注关税短期对经济的冲击，也要思考其长远的影响。分析百年变局在国际经贸领域的呈现，如果要聚焦最重要的基本面力量，那就是规模经济。中美在规模上互有优势和劣势，两者之间的互动在很多方面是规模之争。

一、美国对等关税的两大目标，规模是关键

从美国政府官员和顾问的政策表述看，加征关税有两大目标。一个是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其背后的逻辑是美国进口多、出口少，逆差导致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少了，同时，持续的贸易逆差意味美国对外负债不断增加，不可持续。另一个目标是去中心化，这个中心是中国。其逻辑是，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导致制造业从美国流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体系，一些关键产品与材料需要依靠中国生产，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隐患，同时规模庞大的制造业有利于中国的科技创新。

第一个目标是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贴近重商主义思维，简单而言，就是出口是好的，进口是不好的。第二个目标超越经济层面，具有地缘竞争的特征，其零和博弈的思维就是要把对方的规模做小、把自己的做大。通过关税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也包括引导、胁迫其他贸易伙伴共同围堵中国，把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给降下来。表面看，这两个目标着眼于不同层面，但本质上规模是关键。就贸易差额而言，一个小型经济体，即使对美是顺差，影响也不大。

规模的重要性在美国加征关税后的博弈中已经有所体现，是关税影响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如果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也就是说美国加关税、进口价格上涨后，美国对相关商品的需求下降较多，那么美国就掌握着更大的市场力量，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商将会承担相对更大的关税成本，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改善。而如果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意味着关税上涨一点，我国对相关商品出口的供给缩减较多，贸易条件变动对中国相对有利。

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相对大小最终取决于相关商品的不可替代性。在通常情况下，在少数高科技或者自然资源禀赋之外，一般制造品的不可替代性较弱。然而，美国政府此次关税增加幅度很大，即便供给方的弹性相对较小，但弹性系数乘以价格变动的幅度会导致供给的绝对变化量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和需求弹性系数的大小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更重要的还是供给和需求规模的大小，美国的消费需求规模大，中国的生产规模大，意味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替代。在供需都被按暂停键后，双方谁更有优势？对此不同的人或有不同的判断，但从战略意义上来看，掌握了实际资源和商品的一方可能更有优势。从长期看，可替代性可以因为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调整而发生变化，规模经济是科技创新和全球产业链的重要载体，是我们分析美国关税对国际经贸影响的关键变量。

二、降低贸易逆差：能与不能

美国的关税措施能不能降低其贸易逆差？这涉及到我们怎么理解贸易差额。为什么有的国家是逆差，有的国家是顺差？我们怎么理解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经济学有三个恒等式提供了三个不同的视角。这三个恒等式描述的不必然是因果关系，而是说变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约束。

第一个是传统的微观视角，即贸易差额等于出口减进口。包含关税、汇率在内的相对价格，以及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影响进出口，进而影响贸易差额。重视关税的作用显然是从微观看美国的贸易逆差，微观也就是企业和个体的视角，关税、汇率等当然影响个体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这是基本的常识，但经济学有个词叫合成谬误，个体来讲是合理的，加总就不一定成立了。

实际上，早在1930年代，经济学在反思贸易战的危害时，美国经济学家勒纳就提出了关税的对称假说，认为从功能上来讲，对进口征税也意味对本国的出口征税，不会改变贸易差额。比如，美国征收进口关税之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进口需求下降，导致贸易伙伴收入降低，进而对美国的商品需求下降。短期来看，贸易差额可能受到关税、汇率等相对价格的影响，但假以时间，经济会发生调整，中长期来看，关税导致的结果是进出口贸易总量缩水，贸易差额未必发生变化。关税对称假说可以说是一般均衡分析，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学的影子，但当时还没有宏观经济平衡的分析框架。

第二个是宏观视角，即贸易差额等于储蓄减国内投资。一个国家每年生产多少东西，其中消费了多少，剩下的就是储蓄，储蓄就要用来投资，如果国内的投资需求不强，就要通过净出口来消化过剩储蓄，也就是贸易顺差。从这个视角来看，贸易差额是一个宏观经济平衡的问题。美国有贸易逆差，不能简单地说它的出口没有竞争力，而是美国整个国家的消费、储蓄、投资不平衡所带来的结果。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美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有关系。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社会福利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上升，社会福利支出的受益者主要是低收入阶层，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导致美国私人部门的储蓄率下降（图表1）。但如果说社会保障高就会导致贸易逆差的话，那么德国为什么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社会保障福利支出作为一个解释显然不完整甚至有偏差。

图表1: 美国私人储蓄和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数据截至2024年FRED，中金研究院

第三个是金融的视角，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平衡分析的延伸。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对应其对外净资产的变动，持续的贸易逆差反映的是对外净负债的增加，或者说美国有持续的资本流入。传统的观点是贸易差额驱动资本流动，比如一般认为贸易顺差意味中国是资本输出国。但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环境里，有时候是资本流动驱动贸易顺差或逆差。

从资本流动看，美国的高消费率有其特殊性。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国家对美元有需求（对美国来讲就是资本流入），只能拿商品、服务和美国换美元。美国的贸易逆差的一部分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向美国支付的美元铸币税，美元的铸币税不仅体现在美国的国债收益率较低上，也就是一般讲的美国更有能力承受对外负债，还体现在美国的金融行业的盈利和股票价格上。另一个原因是资产价格带来的财富效应。过去几年美国股票涨得最多的是七个大的科技公司（Magnificent Seven）。为什么是这七个？

一种解释是美国的创新能力强。另外一个解释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对全球收租，像Meta、Google、苹果等都带有垄断属性，而且它的垄断一旦形成以后有网络效应，难以撼动。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可能还会增加，这些预期一度体现在相关股票价格的上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