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他们还发展出了精巧工艺，能够在同一只玻璃器的弧面外壁上连续制作上下几排连续相接的正圆凹透镜，大小一致，焦点精准，映出的影像一致，也就是说，波斯玻璃匠人不仅明白玻璃曲率与折射的关系，而且掌握了利用玻璃的曲率制造凹透镜的具体技术，并且进一步发展出批量制造标准相同的凹透镜的能力。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特展上的两件公元五至七世纪的萨珊玻璃碗，均做有双重凹透镜饰，即，在一个大凹透镜正中再打磨出一个小些的凹透镜，十分罕见。其视觉效果如何，有待复制出透明件后考察。

所以，早在海什木之前，波斯人已然注意、研究和掌握了“把玻璃的曲率与折射联系到一起”，那是遭科学史忽视的一章。海什木，是在波斯人的经验基础上，把光学研究向前推进。

《1001项发明——西方世界里的穆斯林遗产》在“玻璃业”一节中提到，据信在九世纪，阿巴斯·伊本·费尔纳斯将水晶与玻璃的刻花工艺（the technique of cutting glass）从阿巴斯传入到西班牙安达卢斯的科尔多巴。他也是一位学者和发明家，研究了玻璃的科学属性，并完成了关于镜片的早期实验。(143页)如此说来，费尔纳斯早在九世纪就认识到了玻璃制造、玻璃工艺与镜片和光学之间的伴生关系，并尝试从工艺实践中提炼出科学原理与科学技术，由具体的手工业经验中发展出科学。

所以，黄金时代的光学成就，绝不仅仅是智慧宫的成员们翻译古希腊光学论述然后进行注释和讨论的结果。波斯文明的成就也是关键条件。

因此，中国、日本、伊朗等地考古发现或传世的萨珊聚影玻璃器，不能仅当作文物，也不能仅置于玻璃史中，而是必须将其作为光学史的重要一环，补足光学史发展的空白阶段。

另外，近代欧洲发明科学，玻璃镜片在多个领域都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东亚、西亚以及大中东地区的、不同时代的聚影玻璃器，一定要移入科学史，作为科学发展的关键环节。

哈利利的“开路者”一书出版于2010年，他没有把萨珊玻璃的成就算进去，仍然沿循着思维定式，描述着从希腊哲人理论到黄金时代研究的单线。

好奇的是，在伊朗和阿拉伯世界，是否有学者把聚影杯为代表的萨珊玻璃器，纳入到人类光学史与科学史当中，阐述萨珊玻璃是科学史中的重要一页？

罗马的相关玻璃器

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不仅有萨珊玻璃器，还有罗马玻璃器。在罗马玻璃器上，一样流行凹透镜式的纹样。

林怡娴发表在《文物与考古》2017年第6期的《来自“蛮族”的饮器——再议新疆所见磨面纹玻璃杯》，便对相关现象进行了探讨。文中采用专业用语，将玻璃器上的凹透镜饰称为“磨面纹”，“磨面纹玻璃器 (facet—cutglass)，或称磨花玻璃，指器表主要以冷加工磨面纹装饰的玻璃”。其文中认为，“玻璃冷加工磨面技术最早可上溯至公元前八世纪的新亚述帝国，历经波斯阿契美尼德和希腊化时期的发展”，然后一下急转，说，“于公元一世纪在罗马工匠手下达到高峰”。她的观点是，“萨珊与‘蛮族’玻璃琢面技术的起源多少都与罗马相关 ”。为什么西亚不能有自己一脉流传、不断发展的技术传统，非要中间去罗马转一圈，也是让人纳闷。

林文披露的情况是，自公元一世纪至四世纪，罗马疆域内有磨面纹玻璃器的生产和流通，并且受到珍视，但在公元四世纪走向衰落。就其文中提供的资料看，罗马磨面纹玻璃器上，均为椭圆式凹面镜，没有正圆型镜，当然也就没有突出在器表外壁上的正圆型凹透镜。

罗马磨面纹玻璃器能够在外壁上做出多个凹透镜饰，环绕一圈，并且形状大小一致。不过，一般常见的做法，是那些镜饰彼此分离，相隔大致固定的距离，排列在器壁上。

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出土的异国玻璃杯，带有椭圆形凹透镜饰，绕杯一周分布。

也有将磨面纹的边缘彼此相切，聚成集阵，遍布器壁的做法，但，罗马人没有将磨面纹边缘制成正六边形的技术，只会做出“卵形或菱形多面纹，后者为前者相互交错重叠所致”，因此，罗马玻璃器上没有蜂巢结构的凹透镜排列。

据林文，“萨珊玻璃上的磨面工艺最早出现在公元四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在那一世纪的特点是“器腹饰以非常浅的圆形磨面纹、近乎等距间隔排列成行”，也就是与罗马玻璃器的纹饰相近，但是 “公元六世纪及其后……往往通体饰以成行密集排列、交错重叠的多边形蜂窝或龟甲状磨面纹；器壁较厚、磨面纹也相应较深；颜色多为淡绿或淡褐色”。按照如此的脉络，则萨珊波斯非常有意识地发展玻璃器上的凹透镜装置，刻意寻求先进的凹透镜技术形成的视幻结果。

林文指出，到四世纪，罗马的磨面纹玻璃器走向衰落，而西亚却在六世纪后仍然继续发展，并且走上了新的技术台阶，那就说明，如果前代的玻璃透镜研究对海什木等人有启发和影响的话，那么启发和影响来自波斯文明，而非罗马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