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孟晖】

自上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力图澄清“伊斯兰黄金时代”（当语境明确时，作者们会于行文中将其简称为“黄金时代”，本文也遵循这一成例）不能仅仅概括为“百年翻译运动”，那个时代的巨匠们在多个领域都作出了创造，欧洲人是他们的学生。

肯定海什木（Ibn al-Haytam）在光学研究上的成就，极为重要一例。

海什木于公元965年在巴士拉出生，但后来移居埃及法蒂玛王朝的首都开罗，主要的学术成就也在那里完成。英文科普读物《1001项发明——西方世界里的穆斯林遗产》（1001 Inventions：Muslim Heritage in Our World，FSTC，UK，2005，以下简称“1001项发明”）中如此赞誉海什木：

“他的《光学书》奠定了光学的基础。该书以Magnum Opus（本文作者按，翻译成拉丁译本时所取的名字）知名，讨论了光的性质，视觉的心理与机制，眼睛的构造与解剖，反射与折射。”

“海什木利用实验证据检验他的理论，在其时代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之前的物理学更像是哲学，不涉及实验。”（28页）

该书还援引乔治·萨尔顿（George Sarton）《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的评价：

“他对欧洲人的思想，从培根到开普勒，都影响深远。”

阿拉伯科学史学者吉姆·阿尔·哈利利（Jim Al-Khalili）的《开路者们——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Pathfinders: The Golden Age of Arabic Science, Penguin Books，2012，以下简称“开路者”）中则如此评价：

“海什木是一位非凡的实证科学家……（《光学书》）成为远比托勒密的《光学》更重要的文本，直到开普勒出现之前，无疑一直是该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

《光学书》的第一个拉丁译本出现在十二世纪晚期或者十三世纪早期，名为De aspectibus。在英国，它对培根起到很大影响，后者对该书撰写了一份概要，与培根同时代的波兰人维帖洛的情况也是同样，不久，它就在欧洲纵横，得到广泛引用——而且会如此持续七百年，远远超过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希腊人的光学篇章。

《光学书》的头三卷都是包括视觉心理学的概念……海什木也就光线分散为其组成色做了最早的实验，还研究了阴影、彩虹和日食，他的著作明显地影响了欧洲文艺复兴在科学和艺术领域发展出的透视学。《光学书》在十四世纪由拉丁文翻译为通俗意大利语，方便了更多的人接触到它，包括意大利的阿尔贝蒂、吉伯尔第，并间接地影响到荷兰人维米尔。所有那些人都利用他关于透视的讨论，在画板和版画中制造三维深度的幻觉。（153——164页）

带有正圆凹透镜的波斯玻璃器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关于黄金时代的描述与研究，是遥远场域里的交火。我们身处东亚，似乎只能是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学习者，很难参与到对话中去。

然而并非如此。

为什么，在黄金时代，在中东，能够出现海什木等人，能够形成光学研究的爆发？

海什木“研究了各种镜片，用不同的镜子进行实验，包括平面式，球式，抛物线式，凹透镜与凸透镜”（“1001项发明”），那么，在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在他之前，中东地区的镜片、凹透镜与凸透镜到了什么水平，是什么样子？

中国的考古发现恰恰提供了部分宝贵答案。

在上世纪的新中国考古中，接连发现一类“带凹透镜的古代玻璃器”。这类玻璃器带有同一种特殊的形制，在透明外壁上打磨出凹透镜式装饰，因为目前尚无专设的定名，本文称为聚影器。

出土的聚影器中，有两件保存状态非常好，因此也最受瞩目。其一为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一只玻璃碗。

其通体透明，碗的外壁上有上下两行凸起的圆饰，圆饰的表面做成均匀的弧形内凹球面，形成附着在器腹外侧的凹透镜。另外，杯底的圈足也为凹球面，于是，整只玻璃碗上很有秩序地布满了凹透镜。由于凹透镜具有聚像的作用，所以，人向杯上任何一个圆饰中望去，都会看到对面杯壁上的圆饰的缩小影像，一般同时能看到三个或五个。

李贤墓出土玻璃碗（资料图）

另外一件为西安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舍利墓内出土的绿琉璃舍利瓶，也是在瓶身下半部匀布四个“凸边凹心”的凹透镜，在每个凹透镜内，都隐约映现出对面镜饰的缩影。

绿琉璃舍利瓶（资料图）

这两件玻璃器的意义非同寻常，是在鼓腹的玻璃器的外表加装了一组凹透镜。那些凹透镜大小一致，距离一致。更重要的是，每面凹透镜都为正圆形，而且焦点精准，弧面均匀，显示了工匠制作凹透镜的高超技巧。由于圆饰都是标准的凹透镜，所以能够有规律地呈现缩影，并且所有圆饰内的映影彼此一致，形成相同的映影在一个个圆饰内循环出现。

据中外学者研究之后公认的结论，此类带有正圆形凹透镜饰的玻璃器，是萨珊时代（公元224—651年）波斯的特有产品，产地在今天的伊朗，也仅仅在那里有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