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种种“奇葩”现象，印度人甚至发明了专有名词“Jugaad”——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以满足最基本需求为导向，忽略规则限制的变通解决方案。

印式“热水器”

印式“冰箱”

印度人习惯用最低的成本满足最根本的需求和更上档次的期待，因此Jugaad思维就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大量奇葩行为。例如，如果火车车厢坐不下，印度人会毫不犹豫地挂到车厢外部，舒适不舒适、安全不安全都无所谓，反正最终到达目的地就行。不管是印度的“开挂”还是“奇葩”，其根源都不是虚无缥缈的国民性，而是其极度匮乏的经济基础。

印度人口体量和中国相似，但人均GDP只有中国五分之一，因此很多人确信印度取得中国式的发展奇迹只是时间问题。作为一个拥有巨大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和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供给的国度，印度也在以“时光机器”为卖点不遗余力的宣传自身经济光明前景。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和对待印度的发展潜力？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印之间存在战略竞争，因此不应发展对印经贸，以免产生任何“资敌行为”。这种观点尽管从战略底线思维的角度有可取之处，但却显得过于狭隘和短浅。中国受益于全球化，不应该寄托通过断绝发展对印经贸交往以限制其发展，因为即使中国不输出资本、技术和商业模式，也会有日韩欧盟企业抢占市场，只不过他们成本远高于中国。

因此，更明智的策略是中国依托自身优势深度参与印度发展，努力与印度形成相互分享成长红利的经贸体系。事实也证明，许多中资企业高度适销印度市场，不仅自身取得了极佳业绩，同时更为印度民众创造消费福利，大大加速了印度的工业化、数字化和城市化进程。

遗憾的是，为转移国内矛盾，印度作为受益方反而破坏了这一互惠关系——莫迪政府近期出台多项经济反华举措，包括审查中资赴印、限制中国产品进口、阻止中企工程承包、封杀中国背景APP等。莫迪政府希望追求经济自主的迫切可以理解，但这一系列举措的效果却南辕北辙，简直好比挥刀自宫。

面对印度的短视和鲁莽，中国应保持充分底气和战略定力，毕竟缺了世界第一工业国、贸易国的配合，印度发展成本将急剧上升，工业化进程可能出现重大挫折，而等到印度回过神来时，可能已经错失了最佳的发展时机。

在评论家口中，印度永远充满高速发展的潜力，而中国经济增速较快，近年来已鲜有人再高谈“中国潜力”。这表明，潜力如果不转化为实力就永远只能是“潜力”，印度长期被视为“潜力之国”，恰恰反映印度发展面临巨大阻力和掣肘。

诚然，在很多中国人眼中种姓歧视、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等是阻碍印度发展的桎梏，但是比起这些单一归因，更关键的是印度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错配困局”。

印度建国以来的制度设计直接吸取人类文明多种精华因素，将印度的社会组织结构、西方的民主代议制、苏联的计划经济统一结合，期待同时达到传统、公平、效率的目标。然而，因为没有经济基础做支撑，这些美好因素拼凑在一起并没有理想中的组合优势，反而形成难以攻破的利益死结：封建割据的利益藩篱一旦被套上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色彩，再经由民主制度的背书走向机制化，自然变得坚不可摧。

例如，长期严重阻碍印度发展的用工问题、征地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既得利益无法突破——既然超前的法律全面保护印度的劳工权利、土地产权、小业主权力，且这种保护有割据的民意作为政治基础，那便具有了崇高的合法性，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改革进行“纠正”，人无法改正一个“正确”的错误。而正是因为这些“正确”的错误，印度已错过众多发展黄金机遇，同时未来这些“正确”的错误还可能不断为印度制造出新的麻烦，甚至使印度的潜力永远无法彻底发挥。印度之所以难以取得中国式的发展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还没有找到最符合印度国情的发展道路，而这也映衬出中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么难能可贵。

针对印度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要真正完整地回答好“当代中国青年该怎么看印度”的问题，恐怕没有几卷本的煌煌巨著就不能实现。总而言之，对待印度这个需要长期共处的超大号邻国，中国青年无论如何都应该更为重视。这种重视体现在深入理解印度作为一个大国的状况属性和自我期许，而不应停留在感叹“奇葩”“开挂”的浅层感性，这样才能知己知彼立于不败。同时，只有深入了解印度政治经济的宏观态势和微观实践，才不至于在“印吹”“印黑”之间反复横跳，同时明白，中印互利合作、携手共赢，既有巨大的潜力，但同样也无时不刻面临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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