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史学”与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

此一时，彼一时也。梁启超写下《新史学》时，他的首要关切是中国能否“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经历数代人的艰难奋争，中国不仅“站起来”而且也“强起来”。[35]恰好在这个历史时刻，坊间再次出现了史学热。1840年以来的屈辱和抗争的历史，一直是我国政治教育中的重点，现在我们需要更为整全的世界历史视野，完全可以理解。

置身“新时期”的我们张望西方史学界时，那里已是一派繁荣的后现代景象。人们看到，当代欧美学界的史学景观比19世纪后半期更让人眼花缭乱，但其基本取向仍然是不断求“新”。[36]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无需在意史学这门学科的种种所谓新方法和新路径，而是着眼于西方智识人的世界历史意识的嬗变，那么，我们便不难看到，从鲁滨孙（1863 - 1936）的《新史学》（1911）到勒高夫（1924 - 2014）的《新史学》，[37]最为引人注目的史学现象非世界历史意识的“民主化”莫属。

若要问什么叫“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著名的西方古代史家芬利（1912 - 1986）会乐意第一个站出来为我们解释。这位剑桥大学的古代史讲座教授告诉我们，古典史家大多不可信，比如说，修昔底德就伪造历史，因为他污蔑伯利克勒斯时代的民主人士为蛊惑家，雅典人民被这些“公知”牵着鼻子走。芬利让我们相信，虽然直到现代都还有学者不断重复修昔底德的观点，但在他的实证考据笔下，这一谬论已经不攻自破。

芬利自称古代史研究的“复原派”，即反对用现代的观点来研究古代。奇怪的是，他的《古代世界的政治》（1983）让我们看到，他自己恰恰是现代民主观念的囚徒。中译本“导言”敏锐地指出：

对于希腊化世界的君主国、罗马帝国，以及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各类由君主统治的政治机体，他［芬利］抱持几乎鄙视的拒斥态度，直接将它们从自己的讨论中剔除。[38]

在这位实证的史学家眼里，古代世界的政治单位只要不是民主政体就“没有政治可言”，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唯有民主政治才称得上“政治”。倘若有人觉得这种说法匪夷所思，那么，他就应该理解：1960年代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出现了新一轮民主运动，“民主化史学”即这场社会民主运动的伴生物。据说，“民主化史学”有力而且有效地推动了随技术革命诞生的新型中产阶级的民主运动，而这场激进的社会民主运动又反过来促进了史学的激进民主行动，即后现代史学让我们看到的“解构”和“权利诉求”景象。[39]

芬利的《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出版于1973年，当时，激进社会民主运动的“狂飙突进”势头一时受阻。为了替激进民主助力，芬利用自己的古代政治史研究告诉当今的精英主义者们：雅典的全民参与式直接民主从未导致所谓的极端主义。[40]

要知道后现代的“民主化史学”激进到什么程度，剑桥大学的罗马史专家比尔德（1955 - ）的《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罗马史》（2015）为我们提供了最新范例。[41]这个书名中缺少古典史学中的一个主要角色：皇帝。出于自己的激进民主信念，比尔德认为，研究古罗马史不必关注“皇帝的品质和性格”，甚至不必理会古罗马史书中记叙过的那些伟大人物，因为，在民主化的眼光看来，“伟人未必伟大”（《一部罗马史》，页410）。一个史学家如果有正确的政治观念的话，他/她就应该致力于重新发掘史料，以便“让我们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和焦虑的核心”（《一部罗马史》，页472）。

用“民主化的史学”眼光来看，古罗马史家留给后人的“历史”充满了重构、误解和自相矛盾，因此，民主的史学家的“重要工作便是批判地梳理这些纠结的线团”。当然，由于历史年轮的堙没，很多历史事件或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如今的史学家即便想要知道也没有可能，更不用说“重构”。尽管如此，比尔德相信，只要抱持坚定的自由民主信念，很多“几乎被历史埋没（hidden）”的普通罗马人的生活故事，仍有可能像碎片一样“被复原”（pieced together）（《一部罗马史》，页528）。

从中译本推介语中我们能够看到，英美主流报刊纷纷评价说：这部书代表了“革命性的全新古代史写法”，“极富开创性……令人振奋……”，因为，作者“让我们习以为常的观点变得可疑”，“向我们揭示出，古罗马人与许多个世纪后与权力、公民权、帝国和身份这些问题斗争的人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记得《埃涅阿斯纪》序歌的开首句arma virumque cano［我歌唱战争和一个人］，而这个人显然不是古代街道上的某个普通人，那么，人们的确有理由说，比尔德用重述罗马史的方式颠覆了欧洲的传统政治德性。我们应该知道，比尔德不仅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女性古典学家，她还是“自豪的女权主义者”，长期“活跃于各类网络、电视、电台等公众平台”。出版民主化的罗马史两年之后，比尔德又发表了《女性与权力宣言》（Women & Power: A Manifesto，2017），这本小册子与她的罗马史不仅交相辉映，而且相互发明。

除“年鉴学派”之外，在我国“新时期”最有影响的当代西方史学恐怕非伯克（1937 - ）的“新文化史”莫属。坊间已经译介了伯克的不少著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新文化史”如何从世界历史中发掘民众趣味。[42]比尔德的“民主化”罗马史叙事完美地体现了“新文化史”派旗手伯克的主张：动用所有史学手段致力于从普通人的视角重述西方历史。

“新文化史”置换了世界历史的政治叙述，形塑出一种所谓“平民化”的世界历史意识。用第一部研究伯克的专著的书名来说，这种意识准确地表达了西方国家教育品质的“每况愈下”。[43]因为，“文化史”的开拓者是19世纪的布克哈特，而我们很容易看到，布克哈特的世界史叙事追求精神的高贵，看重“历史中的伟人”，与“新文化史”派的世界历史意识绝少共同之处。[44]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布克哈特要是得知自己的世界史研究所开创的“文化史”取向变成了“文化杂交”，[45]他恐怕会不得不承认，尼采当年对他提出的警告完全正确：

人们可以设想，无艺术气质和艺术气质薄弱的人被纪念式的艺术史学武装起来，有了防御能力，他们的枪口现在会对准谁？对准他们的宿敌，对准强大的艺术英才，即对准那些人，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为了生活从历史中学习、并把学到的东西变成更高的实践。（《观察》，页157）

总之，民主化史学意识的“枪口”对准了西方文明的高贵传统，对准了某些个人天生要传承高贵文明血统的心性品质。“新文化史学”的原则据说是“从下向上”，发掘历史中的普通人乃至另类群体的趣味诉求，凭靠历史上被忽视、被排斥、被歪曲的种种社会异类力量，对过去的精神贵族们所塑造的文明史施行“去中心化”的革命，给已有的世界史叙述贴上要么“欧洲中心主义”要么“男权主义”的标签，进而彻底扫荡和颠覆“既定”的西方文明“主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