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的全球史与中国文明史的危机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0 - 1787）与孟德斯鸠的“罗马史”相隔不到半个世纪，它显得像是为欧洲人心中葆有的对罗马帝国的“历史想象”唱的一曲绵长而又哀婉动听的挽歌，与休谟在此前不久出版的《大不列颠史》（1754 - 1762）放在一起来看，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用声誉卓著的古代世界史家鲍尔索克（1936 - ）的话来说，它“注定要为古罗马坍塌的纪念碑洒上几缕阳光”。

在鲍尔索克看来，从史料角度讲，吉本的这部用15年时间写成的大著并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而他“处理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原材料的方式，很像是一个小说家处理情节线索的方式”。尽管如此，这部挽歌却养育了19世纪的德意志诗人瓦格纳、20世纪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乃至美国剧作家拉尔。换言之，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遥相呼应，把分属不同民族国家的西方诗人的心灵连结在一起。

鲍尔索克还提到，注重掌握史实的罗马史大师蒙森（1817 - 1903）对吉本崇拜不已，他的《罗马编年史》第四卷没有写完，不是因为没时间，而是因为他“害怕与吉本竞争”。因为，吉本“站在哲人而非博学家队列”，而“哲人史学家应该以一种既让人愉悦又能给人教益的形式呼应时代的需要”。[72]

鲍尔索克的这一说法让笔者想起，尼采的《悲剧的诞生》（1872）不也是注定要为古希腊废墟洒上几缕阳光吗？德意志人与古希腊有什么文明血缘上的关系呢？《悲剧的诞生》的写作明显具有世界历史意识，但在20世纪的英国日耳曼学者巴特勒（1885 - 1959）看来，德意志人的古希腊崇拜不过是帝国心态在作祟。[73]

的确，尼采出版《悲剧的诞生》时还不到30岁，一年之前（1871）的元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正是在这一年，德意志富商、考古学家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1822 - 1890）在土耳其西部的海港城市恰纳卡莱（Çanakkale）南面成功发掘出特洛伊遗址，证实了荷马的记叙不是凭空编造。

施利曼8岁那年（1828），他从父亲手上得到一份圣诞礼物：梅尼尔（J. H. Meynier，1764 - 1825）用笔名耶尔（G. L. Jerrer）出版的《给孩子的世界史》（Die Weltgeschichte für Kinder）。这本书在施利曼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寻找特洛伊遗址的愿望，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愿望居然实现了。不难设想，倘若没有找到特洛伊遗址，多少文人学士会拿来说事。

特洛伊遗址

《悲剧的诞生》与施利曼的考古发掘有什么关联吗？当今的西方古典学家告诉我们，“在19世纪为自己创造的关于古代希腊和现代的理想化形象上，施利曼象征着某种污迹或血迹，模糊了欧洲当时希望用来看待自己的方式”：

施利曼只是占据了欧洲长期以来关于自己的身份所具有的幻想中的一个预先存在的位置。施利曼大胆地步入断裂，这是无比勇气和胆量的一个标志。但是，创造这一断裂，这完全不是施利曼的功绩：断裂早已是欧洲幻想的构成要素。[74]

17世纪末，伦敦和巴黎几乎同时出现激烈的“古今之争”，“荷马问题”成为论争焦点，似乎英法两个西欧王国的崛起促使某些欧洲智识人不认可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地基。毕竟，泛希腊城邦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以至于诗人荷马的身份也十分模糊。凭靠人类学的史学方法，20世纪的民主化“口传诗学”派的古典学家们将养育西方灵魂的碧玉打碎成民间歌手口头创制的碎片，不会让人感到意外。[75]

如果梁任公知道在他那个时代本来能够知道的这些事情，他很可能会改变对中国史书的看法。毕竟，在世界历史中，唯有中国史书和经书具有内在连续性和一元性，即便北方异族曾两度入主中原并统治整个中国。[76]梁任公万万不会想到，在他开启的“新史学”风气引领下，说不定中国文人在不久的将来也只能像吉本或尼采那样为汉唐遗址“洒上几缕阳光”。

对我国的人文- 政治教育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近115年之际的2016年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因为，在风靡全球的民主化“全球史”风潮裹挟下，史学界在这一年出版了两部文集，都与古代中国曾遭遇异族统治的历史时期相关。[77]无独有偶，台湾学界的《思想》辑刊在这一年也出了一期专号，讨论“历史教科书与国家主义”一类问题。与钱穆（1895 - 1990）在我国“改革开放”那年（1978）所作的著名讲演对比，可以说，我国的史学教育已经面临严重危机。[78]

事情原委得追溯到此前的“新清史”风波。据说风波来自美国研究东亚和内亚史的史学家，其中不乏“全球史”学的倡导者。这些史学家“强调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把清王朝描绘为一个有意识的多民族帝国，从早期近代和殖民主义的角度去探索清朝，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朝的发展”。中国学者虽然对这样的史学观点作出了回应，但“肯定”这一研究取向为清史研究在“方法上注入了新的活力”。于是，在“从周边看中国”的史学目光带动下，“中国”的历史观念不得不开始“移动和变化”。[79]

人们以为，“新清史”风波是几个美国的“全球史”学家在1990年代末挑起的。事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我们不能忘记邻国日本的“全球史”学家。平野聪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2007）基于其博士论文《“皇清的大一统”与西藏问题》（2002），作者并非美国的“全球史”学家的学生，而是日本本土培育出来的史学新秀。

该书凭靠大量文献史料以叙述史学方式讲述了这样一个新版本的“清帝国”史故事：东北亚枭雄努尔哈赤（1559 - 1626）率领满洲国人越过长城征服汉人，建立了大清，这个“帝国”的疆域虽然广大，但它起初并非儒家的“中华文明”的代表，而是藏传佛教的代表。因为，若不是获得藏传佛教支持，大清帝国不可能统治西藏和蒙古。因此，大清帝国不是“中国”，而应称之为藏传佛教的“内亚帝国”。

据说，19世纪西方列强抵达东亚后，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大清帝国才演化为凭靠经世儒学自救的“近代东亚帝国”。尽管如此，大清帝国仍然不能自救，在清末的混乱中，汉人兴起排满思想，而清帝国也面临必须转变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压力，才最终走向一个叫“中国”的民族国家。

作者的叙事以大明帝国作为历史背景，从天安门和万里长城等文明符号开始其历史叙述。言下之意，就算大明帝国之前有一个中华帝国，清帝国也中断了这个帝国传统。由于清帝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帝国，所谓“东亚”概念也含混不清。据说，如今东亚国际社会的矛盾和紧张关系，都来自这个叫做“中华帝国”的“混迷”。

关注边陲政治单位对中心地带的颠覆，看似所谓“全球史”的史学方法，其实，作者凭靠日本史学界的某种内在传统也能构造出他所需要的“新清史”叙事。毋宁说，“全球史”学的兴起为日本的政治史学家提供了看似整洁的学术外衣。在为中译本繁体字版写的长篇序言中，作者刻意说，台湾也很难纳入“东亚”概念，因为台湾在历史上一直具有“边陲”特性，即“原本就处于马来 – 玻里尼西亚文化圈的‘边陲’”。[80]作者心里当然清楚，他这样说对今天的“台独分子”意味着什么。

1937年，日本军部曾组织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京分部和京都分部的史学家们编写过一部《异民族统治中国史》，试图为日本吞并中国寻找历史依据。[81]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到，平野聪的“新清史”不过是让皇军史观穿上“全球史”这件新衣。它应该让我们想起，1939年，日军进占武汉和广州之后，流亡西南的中国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吗”的激烈论争。[82]一旦国家的“自结”和“主权”岌岌可危，这样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我们值得注意到，平野聪的这部大著属于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日本讲谈社组织编写的“兴亡的世界史”系列。这套“世界史”的写作主旨是：既要摆脱西欧中心论史观，也要摆脱中国中心论史观，重新思考世界史的兴衰，为日本的出路寻找历史的内在动能。引进这套“世界史”的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公司则不讳言，其目的是要让所谓“台湾史”成为一个“全球史”概念，培植“新一代台湾人”产生“渴望融入世界”的愿望——“全球史”成了“台独”政治行动的工具。

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有两个中译本，繁体字版的“中译本导读”题为“当代世界公民的全球史阅读指南”。[83]我们的“全球史”学者看到这样的标题，他们会认为自己已经是“当代世界公民”了吗？

伟大的古典纪事作家珀律比俄斯在《罗马兴志》一开始写到：

不仅就政治事务而言，最真实的教育和训练是学习历史，而且就培育高贵地忍受机运之无常的能力而言，最好且唯一的教师就是关于别人命运突转的记述。[84]

我们不应该忘记，珀律比俄斯是亡国奴：希腊人最终未能“自结”，亚历山大驾崩之后，帝国内部“相排”让罗马人渔翁得利。我们的世界历史意识应该让我们珍惜自己的无数先辈给今天带来的“命运突转”，并警惕“别人的命运突转”始终可能落在我们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