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语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 – 前19）生活在“罗马时代”来临之时，他经历过恺撒（公元前102 - 前44）的改制和随后屋大维创立帝制，可谓生逢其时。然而，《埃涅阿斯纪》把罗马的崛起与荷马笔下的特洛伊神话粘在一起，用埃涅阿斯取代奥德修斯，无异于删除古希腊的文明“霸权”，打造出新的帝国神话。[62]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提醒我们：

维吉尔是外省人，而不是罗马人；就算对他而言，罗马城邦毕竟有意义，意义也不大。在他的史诗里，作为共和时代历史的行动者的罗马人民不具有任何作用。《埃涅阿斯纪》不是作为城邦的罗马及其人民的史诗，而是作为帝国秩序之工具的罗马和执掌这个工具的皇帝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制造的不是一国人民的神话，而是一个带来和平黄金时代的救主的神话。[63]

因此，《埃涅阿斯纪》并非是罗马城邦英雄的史诗，而新的“罗马帝国”想象，这个正在兴起的“无限帝国”（imperium sine fine）有权接过从亚历山大身上滑落的希腊人的天命。维吉尔釜底抽薪，通过改写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故事，用罗马人的经历覆盖希腊人的经历，在沃格林看来，体现了拉丁民族对希腊民族的“深切妒恨”。甚至在西塞罗这样的崇尚希腊文明的罗马政治家身上，“对高级的希腊文明的歆慕与蛮族的骄傲和妒恨”也交织在一起（同上书，页167）。

在后来的诸多欧洲帝国身上，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爱恨交加吗？

尽管如此，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实现了一种伟大的文明综合：让野蛮的拉丁人穿上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传统的外衣，希腊和罗马由此叠合为一个统一的文明政治单位。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被罗马人征服后的希腊智识人都抱着自己的“高贵文明传统”不放：罗马刚刚崛起之时，珀律比俄斯（公元前200 – 前118）就已经对罗马的“大一统”（μίαν ἀρχὴν）心悦诚服。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公元前60 – 公元7）是极有学养的希腊人，比维吉尔仅小大约10岁。他在奥古斯都时代低下高傲的头颅迁居罗马，不仅花时间学粗糙的拉丁语，还撰写《罗马古史纪》（Rōmaikē Archaiologia）替罗马人树碑立传。在这位修昔底德传人笔下，罗马人的祖先被说成从欧洲迁徙到亚平宁半岛的希腊人部落维诺特利亚人（Oenotrians）和卑拉斯哥人（Pelasgians），从而将罗马人的历史溯源到了特洛伊战争之前。[64]

今天的我们应该意识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不是实证史学式的史书，而是动人心魄的诗歌，否则它不会有如此神奇的历史功效。反过来看，随着现代实证史学的出现和人类学-考古学的田野发掘进展，尤其是随着民主化“全球史”学的兴起，《埃涅阿斯纪》对西方人的文明政治教育作用难免岌岌可危。

沃格林还提醒我们，被恺撒征服后的高卢人同样接受了维吉尔的叙事，让自己的出生与特洛伊神话扯上关系。甚至日耳曼裔的法兰克人入侵高卢后，也加入维吉尔叙述的特洛伊世系，让自己变成希腊人的后裔。直到1545年，法兰西人还用自己的特洛伊出身神话来证明，法兰西王国的历史比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悠久得多，法兰西国王的地位因此绝不输给帝国皇帝。[65]

德意志人就不同了，他们有自己的起源神话。毕竟，日耳曼族人不是罗马人，也不是罗马人治下的地中海周边的族裔，而是与罗马军团在欧洲东部长期对峙并胶着厮杀的敌对族裔。查理大帝执掌法兰克王国后东扩，以血腥手段将德意志人并入王国，并共同披上拉丁基督教的衣钵，尽管查理自己本属德意志族裔。[66]

但是，查理大帝的帝国与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昙花一现，分裂后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从未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大一统帝国，日耳曼各部族王国的发展终有一天会挑战“罗马帝国”这个俗世的“普遍历史”的理想标准。[67]“地理大发现”开始以来，随着日耳曼族的几个王国成长为争霸欧洲乃至全球的政治大国，“欧洲人”与希腊罗马的所谓“文明关系”始终非常暧昧：承继与背离交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庇安多（Flavio Biondo，1392 - 1463）史称最早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史学家，他生前出版的著作显得意在恢复意大利与古罗马的联系。庇安多喜欢在罗马城转悠发掘古迹，他的《修复的罗马》（De Roma instaurata，1444 - 1448）似乎想要唤起意大利人对罗马城古貌的记忆，这让庇安多成了现代考古史学的先驱。《意大利名胜》（Italia Illustrata，1474）考察意大利各地与古罗马的历史关系，史称现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开山之作。[68]与之配套的《获胜的罗马》（Romæ Triumphantis，1479）讲述罗马帝国的文官制度和军事制度，据说透露了庇安多的意大利系列著作的真实意图：希望意大利能够成为一个像英格兰和法兰西那样正在走向统一的独立王国。[69]

庇安多还留下一部遗作《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1483），他离世20年后才由后人整理出版。这部史书记叙的是人们后来所说的“中世纪”时段，即从公元410年罗马遭哥特人洗劫到1440年的意大利，无意中打造出“中间世纪”这个历史时段，为随后出现的古代与现代划分作了铺垫。

这部大著才让人们恍悟到，庇安多著作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向罗马帝国告别。或者说，这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身上正在形成民族国家式的世界历史意识。离庇安多的写作年代不到半个世纪，为意大利的命运操心的大政治家马基雅维利（1469 - 1527）就用义疏李维（公元前59 – 公元17）的罗马史的方式与罗马告别。他的《李维史论》（1519）看似在通过李维学习罗马人的政治德性，其实是在依据日耳曼各王国晚近的“相结相排”经验塑造新的政治德性和新的竞争方式。[70]

如果没有随后出现的一场自然知识革命，那么，马基雅维利塑造的政治德性和竞争方式还算不上完全是新的，毋宁说，他更多是抛弃了古典的政治德性而已。“优胜劣败”的政治原则的更新在于竞争“工具”的更新，就此而言，培根（1561-1626）的《新工具》才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71]

法兰西王国崛起之时，心仪商业化生活方式的孟德斯鸠（1689 - 1755）写了《思索罗马人的伟大和堕落的诸原因》（1734）。这是一部政治史学式的罗马简史，在今天看来，它不仅论证欧洲因英国革命而有了新的政治标本，也为现代之后的“民主化史学”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