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学术和文教体制从属于主权国家，受主权国家利益支配。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比如美国或日本）接受大学教育和学术训练并进而获得教职，接下来的生涯就得为所在国的文教体制效力。倘若所在国的国家理由与中国的国家理由并不一致，这类华侨学人的学术位置就面临某种尴尬，这种情形尤其见于社会科学领域——最突出的莫过于政治学的中国研究。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邹谠的成名作，这本书并非意在描述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而是致力探究美国为什么在中国失败——邹谠先生用五百五十页篇幅（按中译本计）对这一问题做了透彻解答。邹谠是中国人，但本书是“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委托的研究项目，出发点是美国理由，实际上是在替美国政府总结教训——作者会有国家理由冲突的尴尬吗？中国人的历史感觉会影响作者的学术判断吗？

俄国十月革命那年，邹谠出生于广州，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获博士学位，文革爆发那年出任该系教授，1999年病逝于芝加哥大学医院。《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出版于邹谠获得教授教席之前的三年（1963），当时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处于敌对状态，冷战风云密布。该书力图为美国理由作出学术贡献，甚至带有冷战意识形态修辞，当属题中应有之意。

不过，作者采取美国政治学界主流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所谓“条件-反应”模式，参见“前言”，页2-3），并不避讳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的判断失误和决策错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自然包含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作者的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中央执行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要职，却未见作者有为尊者讳之嫌。尤其难得的是，作者的学养出自“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美国政治传统”（页195），自由主义政治信念并没有让他像有些华侨学人那样，让反共情结扰乱自己的学术视线——这种情形过去和现在都司空见惯。因此，尽管该书明显在为美国政府总结对华战略失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学术教益，在认识美国的“国家理由”的同时，认识我们中国的“国家理由”。

邹谠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研究的历史时段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截至朝鲜战争爆发，也就是说，从美国在1941年底遭日本突袭后被迫对日宣战起，到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让美军在朝鲜半岛遭遇意想不到的打击为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出一个战略构想：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作者论析的重点，就是这一战略构想失败的种种原因。

引人兴味的问题马上来了：使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不正是二十世纪无数中国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一奋斗目标失败了吗？同样令人感兴味的是：美国通过二战并在二战之后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本书让我们看到，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崛起与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的历程，竟然相当程度上纠结在一起。如今，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的紧迫问题据说恰恰是：中国已经崛起为“大国”，但与美国这个老牌大国的关系却变得更加微妙。本书出版到今天，五十年快过去了，与1963年之前的国际权力格局和中国的政治形态相比，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无疑发生了根本变化。既然邹谠教授的这项研究着眼于总结美国当初帮助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失败的成因，对于我们如今的国家战略研究就是不可多得的棱镜，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今中国面临的所谓大国问题。

邹谠教授着手本书的研究计划时，中国的第二共和早已攻克国民党占据的浙东岛屿，和平解放西藏——中国已经恢复政治大国形象。至于是否已经是“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恰恰需要讨论——对中国人来说，起码“统一大业”尚未完成。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迄今仍在阻碍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恰恰是曾致力使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的美国。无论如何，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绝非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才有的事情。

严格来讲，我们今天仅仅是在改变大国形象或增加大国形象的光谱：不仅是政治大国，也是经济大国。【2】如果从中国的主权国家理由来读本书，作者当年基于美国的国家理由总结的若干具体教训乃至立论观点、政治信念和论述框架，多有似是而非之处。毕竟，作者在书中明里暗里多次伸张中国的国家理由。本书的吸引力首先在于：作为一个对中国的国家理由有所承担的中国学人，邹谠教授如何基于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为美国的国家理由总结教训，如何处理因视角的敌我变化而导致的困难——本文的所谓“三思”，意指修饰“大国”的三个关键词“强大、统一、民主”值得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