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邹谠这里引用赫尔利的话颇为意味深长：单方面支持国民党无异于支持一个曾经是反民主政府的“暴动者”——意味深长的地方还在于，国民党发起第二次革命，理由是第一共和的民主性质已经不复存在，国民党搞“暴动”或闹革命由此获得了正当性。既然如此，以中共是“反国民政府的暴动者”为由不支持共产党，理由就不成立。毕竟，仅仅半年前，两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提交的报告一致认定，国民党政府专制且腐败，并不具有民主性质。如果赫尔利的理由是，南京政府早已经成立，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政府性质，那么，如此合法性明显来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法理。既然如此，邹谠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共在1931年就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显得意味深长。因为，这个中国现代的第二共和按理同样具有法理性质，何况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宪法远早于国民政府的宪法——法理不同不等于没有法理。

因此，在战后帮助中国重建民主政制时，美国一边倒支持专制腐败的国民政府，表明美国在乎的根本不是中国的宪政民主，而是唯利是图地只求实现自己的利益。邹谠非常清楚，正是由于美国对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如此一边倒，才使得当时不少追慕英美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人倒向了共产党。邹谠在书中不便说、但读者很容易想到的是，如果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反政府的政党提供军火援助可以视为一项正义原则的话，美国当时（邹谠写作本书时）仍在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军火，甚至提供军事庇护，表明美国在插足中国事务时从来就不持守什么正义原则，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凭靠武力干涉他国政制。

由此来看，邹谠在书中把美国对战后国共对峙局面没有采取“武装干涉中国的办法”说成美国没有履行“义务”（页304），就显得相当似是而非，除非我们把这一说法看作反讽修辞。美国发愿要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关键时刻却又不愿派武装力量去实现这一“高尚”的政治目的，按邹谠的说法是因为，美国人有一种广泛共识：获取“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页304）。

但反讽的是，或者似是而非的是，邹谠在书中一再把中国的宪法民主建国问题放到中国现代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从而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的所谓“长远目标”形成对照。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这一提法，邹谠让我们想起：“强大”、“统一”、“民主”恰恰是现代中国人一直梦寐以求兼得的东西——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既不强大，也不统一、更不民主。于是，邹谠暗示，我们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想：中国何以如此？至少在十八世纪时，中国既强大又统一。乾隆年间的中华帝国是世界头号“大国”：农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百分之24（一说31），手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百分之32。即便到了晚清，中国变得不再强大，至少还保持着统一，尽管领土在一点一点被蚕食、主权在一步一步被削弱。唯有“民主”是古代中国从来未曾有过的东西，但中国人无需为此感到自愧不如。毕竟，咱们的科举制传统就包含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致的民主因素，何况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国总统曾很快写来贺信。

然而，当时的中国智识人对现代政体性质的认识还相当粗浅、模糊，对现代政体的选择尚未达成共识，就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吵得很凶……武昌起义来得突然而且意外，以至于革命党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袁世凯后来的倒退行径，起因据说是当时一位美国传教士劝告袁世凯：中国的国体不适合搞议会民主，倒适合君主立宪。尽管如此，生米已煮成熟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主张君主立宪的中国智识人这时也站出来反对开历史倒车。中国终于有了宪政民主，哪怕形式上的。这时的中国绝算不上强大，但至少没有分裂，至多是割据。作为统一、民主的主权国家，第一共和甚至派出少量工兵部队象征性地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直接结果是中国分裂：首先南北分裂，随之四分五裂。那个时候，美国没想过应该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倒是日本人找到了侵华借口……如果美国在1945年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统一，当年日本帝国侵略中国的理由同样成立，政治法理就完全乱套了。

借助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分析，邹谠指出，中国尽管是亚洲最早的宪政民主共和国，但这种新的政体赖以建立的体质却残破不堪，根本原因恰恰来自给中国带来民主理念的西方对中国三千年政制传统的冲击，彻底破坏了国体内部的制度平衡，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页50）。换言之，辛亥革命、尤其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中国的国体没有增强，反倒进一步削弱，以至于当中国面临日本的全面侵略时，国体已经破碎不堪。

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会让我们觉得很反动，但邹谠很清楚，蒋介石在1927年的清党实际上使得国民党陷入瘫痪和分裂。由于武汉政府才算国民党正宗，南京政府倚靠的是北伐军，并无党内的正当性，蒋不得不靠搞军事独裁来取得党内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蒋介石一直避免或尽量推迟面对日本帝国的进攻，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凭靠手中的军权重建国民党，然后再依靠蒋氏国民党重建政权。可是，蒋介石在接替孙中山遗愿继续二次革命时，改变了孙中山制定的革命路线——本来，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与共产党的方略就基础部分而言大略相同，这就是扶助工农。

北伐军攻占武昌后有北进和东取两种选择，蒋介石选择东取上海，体现的政治战略意图是发展并依靠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1927年清党后，国民党闻左变色，在城市讨好资方，得罪工人，在农村则连减租都不敢搞，以至于国民党逐渐失去基层土壤，党的基层性质发生质变，从革命政党蜕变为依赖“土豪劣绅”的政党。918日本侵华事件后，蒋介石坚持避免对日本强硬，企望所谓“国际社会”（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出面遏制日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实在没有力气担当国家和民族的危难。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中央政府甚至没有能力代表国家决断国家的敌人，仅仅跟随在中国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权的英美两国划分敌友——邹谠提醒我们，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蒋介石政府让外国来替自己做出政治决断，根本没有担当起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存在。

然而，邹谠强调，即便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仍然对日本的公然侵华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于是，日本帝国肆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政治土壤——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业家、工业家和金融家）也元气大伤。抗战期间，由于蒋氏的统治腐败加专制，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普遍对国民政府不满，出现了严重的离心倾向，小党派和民主政治组织纷纷出笼。为了维持军事独裁政权，蒋介石对新生的民主党派采取“不宽容和压制的政策”，结果让共产党的民主战略占了便宜（页48-9）。

尽管信奉自由民主政治理念，邹谠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分析敏锐地看到：中国的国体已经彻底丧失搞西式民主的基础，如此结果恰恰是以宪政民主为尚的西方列强一手造成的。美国在战后帮助中国重建民主，绝无诚意，而是为了获取自己在亚洲的战后利益。

在当时或者今天都会有人说，美国在战后一边倒支持蒋介石显然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毕竟，蒋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有道理。问题在于，似是而非的是，邹谠认为，美国的“高尚”政治构想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恰恰是轻视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