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回归”被“民主抗共派”簒夺

司徒华和李柱铭经常被误会成“民主回归”的倡议者，民主党亦经常被误当成主张“民主回归”的政党，事实上是他们有意为之所致。

回看八十年代，司徒华和李柱铭从未表示过支持“民主回归”，李柱铭是当时的“青年才俊”，支持“维持现状”。

1990年4月23日，港同盟成立。从它的成立宣言来看，当中并无任何与“民主回归”理念相关的句子，连支持回归的说法都没有，只对回归作事实性陈述，这也反映了他们把回归视作“无奈的事实”的消极抗拒态度。

李柱铭回忆指，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记者反复问道：“请问港同盟跟支联会有何分别？”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港同盟的成员与支联会高度重叠：从支联会第一届常委名单来看，主席是司徒华、副主席是李柱铭，秘书是何俊仁，委员有张文光、李永达、杨森等；新成立的港同盟，主席是李柱铭，副主席是何俊仁和杨森，中常委有司徒华、张文光、李永达等。因此，港同盟和支联会被讽刺为“两顶帽子，一套班子”。

其后，港同盟和支联会有默契地分工，李柱铭退任支联会副主席和常委，而司徒华不会在港同盟，以至后来的民主党，担当任何实质职位。之所以出现分工，并非因为港同盟的成员“不再反共”，而是出自现实政治考虑，为了回归后可以继续发展及活动，才刻意在成立宣言里强调“无意参与或介入香港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的政治”。

不过，港同盟亦心知肚明，在实际运作上自己与支联会根本无分别，例如当年在港同盟会址内，有人专门负责支联会的行政事务。

由此可见，港同盟与“民主回归”根本沾不上边，直到1994年“汇点”与港同盟合并成民主党，情况才有所不同。

不少人在论证民主党是主张“民主回归”的政党时，通常都会引用其政策总纲：“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民主党支持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及支持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支持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主权后，建立特别行政区政府，实行高度自治，落实港人民主治港。民主党坚决支持香港回归中国，反对疏离，以至隔离的倾向。”

当时负责撰写民主党党纲初稿的是“汇点”秘书长卢子健。他接受访问时指出，民主党若然想在回归后继续发展，就无办法不去接受中国主权的框架。因此，为了让中央减低戒心，让民主党得以在回归后继续发展及活动，就要将它写下党纲。

可见，民主党的党纲之所以带有“民主回归”的味道，是因为它是由“汇点”成员所写，但出发点并非真诚支持“民主回归”，而是基于现实政治考虑，完全是为了民主党在回归后的存活。

自此，“民主回归”变成“一个任人诠释的空洞符号”，并被“民主抗共”派所“篡夺”，让“民主抗共派”得以“民主回归”之名，行“民主抗共”之实。

学者罗永生对于民主党的本质，说得颇为坦白：民主党的创立和兴起，都是缘起当年的政治风波，而在政圈中人所共知的是，民主党和支联会长期以来都是紧密合作，甚至是“一体两面”。[51]故此，要民主党一方面与支联会切割，另一方面却要民主党“回归初心”，这是强人所难。

至于分裂后的“汇点”，基于对“民主抗共”的认同，加上选举政治的考虑，驱使他们与港同盟合并。“汇点”秘书长卢子健认为，“汇点”与港同盟的差异只在于手段，但在原则和理念上（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两者相当吻合。由此可见，经过1993年分裂后，“汇点”已经难以称为主张“民主回归”的政党。

不过，与港同盟合并成民主党后，“汇点派”亦没有什么好下场：首先，1994年“汇点”主席张炳良被中方解除“港事顾问”的聘任。其后，“汇点派”在民主党逐渐被边缘化，至1998年，张炳良更被拉下马，失去副主席一职，同时宣布辞任中委职务。自此，“汇点派” 逐渐远离民主党领导层，在党内的影响力渐告消散。

“民主回归”被“民主抗共”取代及簒夺后，香港的民主发展出现理论真空。或许建构各种论述及话语作选举或政治动员之用，“民主抗共派”是相当纯熟及成功的，但如上述，“民主抗共”本身是非常粗浅的，空有政治目标（抗共）而欠缺论述（西方民主、历史终结论及中国崩溃论与其说是理论，倒不如说是信仰），有影响力的主导者长期欠缺论述和全面的看法，社会亦长期没有认真讨论过民主在香港的问题，只懂盲目推动以“民主”（实质是普选）来“抗共”，如同王卓祺所指般“盲冲瞎闯”[52]。

2004年立法会选举后，“四十五条关注组”（公民党的前身）及“社民连”等政团崛起，各自形成与民主党相若的影响力，“民主抗共派”山头林立，内部充满分歧（主要是手段和策略上的分歧，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倒是相当一致），为了团结力量“抗共”，于是凑合成“泛民主派”。这就是“泛民主派”一词的由来，亦决定了他们的本质。

“民主回归”的探索与发展

有人扬言：“‘民主回归’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政治方案，在曾澍基有份创办的‘汇点’于九十年代被逼解散的时候其实已经终结”，甚至用上“夭折”来形容“汇点”分裂后的“民主回归”。这明显与事实不符。

“汇点”分裂后，曾澍基、刘乃强、王卓祺、陈文鸿等贯彻始终的“民主回归派”并没有停止对“民主回归”的探索。

1998年，4人成立名为“香港社会民主基金会”的民间智囊组织（强调不是参政团体[53]），主张在香港发展和促进社会民主。社会民主的含义是“一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发展，应该经由群体内所有界别及成员参与介入的民主机制来促进。这种投入应该同时涉及权利和义务，亦应适当地厘定协调，使个体和社会整体都能取得短期和长期利益。”[54]

社会民主是“民主回归”探索和发展的突破。如上所述，早在“汇点”年代，“民主回归”就已蕴含着社会民主的观念，强调民主与民生结合，推动不同领域的民主发展。现在，“民主回归派”已经无政党及选举包袱，可以在“民主回归”的原则和方向上，明确主张社会民主，而非单纯追求政制上的西方议会民主，再次展示“民主回归”与“民主抗共”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