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回归”的设想是内地与香港在互信的基础下互相吸收各自经验的可取部分，形成良性互动。然而，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给港人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和不安，“民主抗共派”在风波中的积极角色，亦加强了中央对香港被用作反共基地的担忧，出现了“井水不犯河水”的说法。

从国际局势来看，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历史终结论”及“中国崩溃论”泛于全球，西方国家及香港的“民主抗共派”均相信中国很快会“和平演变”，步上苏联的后尘。

“民主抗共派”一方面主张抵抗中央政府干预，另一方面主张颠覆内地政权。当时的政治气氛使“民主抗共”大行其道（受惠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民主抗共派”在1991年立法局选举的18个地区直选议席中赢得12席，“汇点”只赢得2席），“民主回归”逐渐受到质疑。

曾澍基慨叹道：“一些对中国国情素来缺乏认识的人士走上了历史前台，另些对民主回归只有口头承诺而无任何真情的受不了现实选举政治的压力，也移入了香港本位的角落。”[46]

英国政府也一改此前与中国谈判的态度，改变策略，撤换被视为“亲中”的港督卫奕信，改由保守党党魁彭定康担任。其后，彭定康单方面违反早前中方与英方订下的协议，于1992年10月在施政报告中推出政改方案，内容包括改变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及取消所有区议会委任议席等。根据方案，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会大幅度增加直选议席，以及增加九个功能界别，迅速提高立法机关的地位和权力。

卫奕信批评“黑暴”，反对英国干预香港

学者强世功认为，彭定康政改方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民主普选把香港基本法中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因为港督不是选举产生的，香港回归之后的行政长官自然没有直选的基础，而且中央政府也不会很快放手让行政长官直选，但港英政府可以推动立法局直选，让他们所扶持的代理人名正言顺地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若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变成立法主导，他们的代理人也就自然获得了特区政府的管治权。”[47]

当时，中方指责彭定康政改方案“三违反”：违反英方在《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违反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违反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及谅解共识。其后，中英双方谈判不果，中方宣布“直通车”方案（根据方案，回归前的立法局议员，只要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条件，回归后即可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不再有效，决定“另起炉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下成立预备工作委员会，同时以临时立法会作为第一届特区立法会成立前的替代。

由于彭定康政改方案，“汇点”陷入史上最大型的一次分裂。1993年1月，“汇点”刚好成立十周年。19日晚，“汇点”召开的特别会员大会，就“汇点”对彭定康政改方案的立场展开讨论。

当时，“汇点”的主流意见是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认为方案可以为市民提供较普及的政治参与，是在政制民主化向前迈进一步。

刘乃强、曾澍基、王卓祺等元老则属于反对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少数派。综合三人意见，他们认为彭定康政改方案违反“新三民主义”。

从民族而言，他们质疑英国急速推行政改的动机，是别有用心的。曾澍基在会员大会提供的书面意见中指出：“目前的政改风波，有其深远的国际背景……要强调的是，‘新冷战’是一个阳谋，而非如李光耀所说‘是个阴谋’……彭定康政改方案并非一个系统性的、完整的方案，而是在英国政策转变下，凑合成章，企图一举两得，既扩大香港的民主化，又可和中国打‘新冷战’的第一场试赛。”

站在民族立场，“民主回归派”不可能完全不理会英方打击中国的动机，便去支持方案。曾澍基批评，“汇点”无理由对方案这样支持，现时“汇点”给人的印象是变成“拥英派”，比港同盟更旗帜鲜明。

从民主而言，三人认为彭定康政改方案违背英方过去与中方达成的协议，肯定不能与《基本法》衔接，是短命的方案。刘乃强批评，“汇点”主流派“在全面肯定方案是民主之余，从没有具体批评过它任何不足之处，更拒绝提任何反建议，明知支持方案只会带来五百天的‘民主’而牺牲长期的民主。”[48]刘乃强强调，香港的民主是一国前提下，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范畴下的民主，绝不可抽离国家主权来讲民主，更不可借助外力，靠英国或美国的力量来发展香港的民主。

三人认为，假如“汇点”支持方案，将会严重破坏“汇点”与中方的关系，导致双方失去互信，不利于日后内地与香港的良性互动及香港的民主发展。

另外，曾澍基批评“汇点”在处理对方案的分歧时，其决策及处事方式违反民主原则。例如，曾澍基指出，在陆恭蕙议员动议及麦理觉议员修订动议表决前一星期左右，他已向“汇点”署理主席李植悦传真了一份意见书，但从政团会议记录来看，他的意见被置之不顾。其后，“汇点”就彭定康政改方案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但在大会召开前数天，“汇点”主席张炳良召开记者招待会，重申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曾澍基批评张炳良的言论预先为特别会员大会作下结论，讨论变得无意义。

从民生而言，三人认为彭定康政改方案将会引起中方强烈反应，容易导致香港社会出现动荡，影响经济民生。

最终，“汇点”于特别会员大会通过中常委提交的建议书，决定继续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在1994年立法局上，“汇点”与港同盟携手投下赞成票。

特别会员大会完结后，刘乃强、王卓祺、曾澍基三人决定退出他们一手创立的“汇点”。曾澍基认为，“汇点”对方案的分歧，背后是深层的世界观、内地与香港关系以至意识形态取向的分歧。王卓祺呈交给“汇点”主席张炳良的《退会书》亦指出：“‘汇点’内部对中国发展及内地与香港关系存在基本原则分歧，这些分歧显示了对民族主义及民主回归的不同理解。”

刘乃强，图片来源：大公网

自此，“汇点”力量严重削弱。基于思想接近以及选举考虑，“汇点”于1994年与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合并成民主党，“民主回归”逐渐被“民主抗共”路线所取代。

多年后，刘乃强回顾这段历史时批评：“自1992年中开始，‘汇点’已经沦为‘反民主回归派’，这才使它跟以李柱铭为首的港同盟臭味相投，终于合而为一，成立民主党。”[49]

学者罗永生认为：“‘民主回归’路线的实际内涵，在民主党成立之后，已经不能和八十年代初由曾澍基、周鲁逸等人所构想的图像同日而语。这也是今天回顾或批评‘民主回归’时每每忽略了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