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前言

中央制订香港国安法及主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香港政治生态出现大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全国政协委员张志刚以“回归原点，重新出发”来概括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1]

在思考重新出发的方向之前，我们需要好好思考香港社会一直不曾认真思考的问题：香港到底需要怎样的民主理念？怎样的民主理念才对香港民主的长远发展，以至对香港社会整体利益有利？

有人扬言，香港民主进程，“泛民”不可缺席[2]，说得好像没了“泛民”，香港民主道路就走不下去。有人则认为，“泛民”一向有“爱国”基因，只是在司徒华死后便“误入歧途”。只要帮助他们转型成为“忠诚反对派”，让他们“回归初心”[3][4][5]，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先不论“忠诚反对派”这个舶来词是否适用于香港，“反对派”这个概念本身就与“民主派”很不同：反对派不一定支持民主，支持民主的人亦不一定是反对派。可见，“泛民”转型成“忠诚反对派”，与促进香港民主发展本身并无必然关系。

如此看来，所谓“泛民”“转型”问题，不是转型成“忠诚反对派”，更加不是“回归初心”、走司徒华“老路”，而是到底有什么适合香港的民主理念及路线，可以取代旧有的、早已证明行不通的一套。

图自新华网

“民主回归”：香港民主历程的空白

现在，不少“泛民”人士高喊“香港民主已死”，扬言香港民主发展就此终结。事实上，每当香港民主进程“碰壁”或不合他们心意，总有些“泛民”人士出来（故作）反思，找“民主回归”作代罪羔羊，大肆批判一番，然后为自己的失误下结论：是“民主回归”导致香港民主发展失败。[6][7][8]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批判声势远比2014年“非法占中”前夕之时细得多，毕竟当时“民主回归”就伴随着“民主回归”倡议者、政治经济学家曾澍基教授之死而被草草“埋葬”了。

另一边厢，不少爱国阵营人士借回顾香港民主历程来批评“泛民”（特别是批评民主党）的时候，也会提及“民主回归”：

有人指出，部分“泛民”“提出‘民主回归’只是希望凭借‘支持’香港回归，换取中国政府让香港‘民主化’，从而达到‘民主抗共’的目的”[9]；

有人批评，“‘民主回归论’本身存在僵化和机会主义缺陷，既无法真诚转型为‘忠诚反对派’，又无法抵御本土主义挟持和诱惑，导致香港民主运动日益脱轨，走向‘一国两制’的对立面”[10]；

有人认为，“‘民主回归论’将价值基底落实于‘民主’，并将民主武器化，用作‘民主抗共’及‘民主夺权’”[11]；

有人则指出：“民主党（前身“汇点”）最早提出‘民主回归论’——支持香港回归，实行民主政制，当中确实有‘一国两制’的概念，但他们有个潜台词，是以‘民主’来定义‘爱国’，觉得只要国家愈民主，他们就会愈爱国。他们设想的民主道路是这样的，先是在香港实现一人一票选举，再作为示范对大陆民众和中共执政阶层提供一些参考或者施压——而这恰恰符合美国对于中国民主化的设定。这种逻辑当中，存在一种立足香港、再通过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与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制度竞争甚至政治对抗”[12]。

对于“民主回归”的内涵及其在民主历程的角色，以上说法未免过分简化及粗疏，甚至存有偏差，容易造成或加深对“民主回归”的误解。

这就形成了一个怪现象：无论是“泛民”，还是爱国阵营，均异口同声指责“民主回归”是导致回归后香港民主进程受到阻碍的元凶。

结果，在长期缺乏回应和反驳的情况下，“民主回归”持续被污名化，久而久之被淡忘，变成了香港民主历程的一段空白。在变局下，我们需要探讨香港需要怎样的民主理念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契机，重新认识“民主回归”。

本文通过疏理“民主回归”的历史，分析“民主回归”的萌芽与形成、理论与主张、与“民主抗共”的关系、探索与发展、意义与价值，阐述“民主回归”的本意，尝试还原“民主回归”的本来面貌。

过程中难免夹杂笔者个人对“民主回归”的理解和诠释。笔者尽量引用相关文献，以及向“民主回归”当年的倡议者征求意见，希望尽可能贴近“民主回归”的本意。笔者相信，弄清“民主回归”的基本原则及立场与演变，亦有助于发展及丰富真正的“民主”。

“民主回归”的萌芽与形成

香港首个提出“民主回归”的论政团体是“汇点”。从“汇点”第一次周年大会的出席名单来看，不难发现，成员几乎全都是1970年代的学运分子。

在那个“火红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当时的大学生抱有反殖民主义及民族主义，提出“放、认、关、争”口号：放眼世界、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争取权益（当中最受重视的是“认识祖国、关心社会”这两句，所以又被称为“认中关社”），并相继发动 “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盲人工潮事件”“仁义新村事件”“反贪污、捉葛柏”等社会运动。

“反贪污、捉葛柏运动”，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当时的大学生主要分为“国粹派”及“社会派”。前者强调“认中”，认为要以认识中国为首要，忽视香港社会在殖民统治下的不公义情况；后者则强调在认识中国的同时，必须对殖民统治的不公义之事进行抗争。结果两派陷入分化与对立，导致学生运动出现分裂。

随着“文革”的结束，“国粹派”崩溃瓦解，与之相对的“社会派”亦难以维持，学运陷入低潮。不过，如曾澍基所言：“历史的残酷在于它不会提供太多喘息机会。”[13]数年后，港督麦理浩访京，就香港前途问题交换意见，中英角力开始。

此后，社会上围绕回归议题的团体及组织涌现。当时不少团体都提出过反对回归、主张“维持现状”的方案，例如由劳思光、胡菊人、李怡等人组成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提出的方案是，建议中英双方订立《中英合作友好条约》，订明中国拥有对港主权，英国可以在数十年内继续对港实行殖民统治。[14]研究社主席劳思光接受访问时甚至扬言：“在任何解决方法中，都必须保留由英国治理这一点。”[15]

二战后香港首个政治团体“革新会”亦提出过类似“主权换治权”的方案，建议英国政府宣布在1997年后香港不再是英国属土，而由中国政府宣布1997年7月1日起将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成为一“托管地区”，由英国代为管理，为期二十年。[16]

1982年9月，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双方开展第一阶段谈判。此时，一群“火红年代”的学运分子（主要是社会派）组成论政团体“汇点”。“汇点”元老陈文鸿教授指出：“汇点”“把从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和保钓运动带来的民族主义，结合到反殖的民主主义”，成为“‘民主回归’的主要推动力”。[17]

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图片来源：港媒

当时，除了“汇点”，由张家敏担任会长的新香港学会（后来与其他团体合组成民协）同样是主张“民主回归”的团体。

不过，由于“汇点”是香港第一个主张“民主回归”的论政团体，而且与民主党渊源甚深，因此，本文将以“汇点”为中心，以“汇点”的文献及“汇点”元老们的说法为基础来探讨“民主回归”。

“民主回归”的理论与主张

“汇点”以“新三民主义”作为政治纲领，即“民族”、“民主”、“民生”，主张三者互相结合。“汇点”创会会长刘乃强对此作解释：

“民族”：不是狭隘的、排斥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情在理的肯定我们是中国人，香港是中国的地方；

“民主”：不是一夜之间全部民主，而是肯定民主化的方向，尽快弄好，循序渐进，逐步开放；

“民生”：不是国有化，或者打倒资本家，而是肯定私人企业之后，要求社会资源有较合理的分配，让全港市民分享安定繁荣的成果。[18]

然而，现时大多数谈论或批评“民主回归”的人，并不理解以上的政治纲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跟“民主回归”长期被边缘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