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抗共和选举的考虑，民主党采取了“和稀泥”策略，奉行大帐篷（Big tent）政策，尝试用当时欧美时髦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作包装，试图左右逢源，吸纳不同政治光谱人士加入，并争取跨阶层支持，尤其是中产阶级。

所谓大帐篷政策，即在政党内部，有持相异甚至完全相反的不同观点或意识形态的派系存在，但是这些派系在某一问题上具有共识。港同盟创会会员陶君行直言：“泛民”政党都是有个套路的，就是全部以‘反共反中’作基本点。它既不会像左翼政党，相信世界应该公平，财富要再分配；也不会像右翼，说公共政策养懒人。一般西方政党都有这种想象，但“泛民”的想象从来离不开对中共的态度。

曾任民主党智囊的刘细良亦表示：“汇点”与港同盟合并成民主党，不过是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它是基于对中共的态度，而不是左翼还是右翼。

结果，民主党在民生问题上往往出现左摇右摆的情况，例如最低工资议题上，1999年民主党反对设立，但10年后就转为支持。民主党的“和稀泥”策略亦激化党内派系斗争，导致分裂。还是以最低工资议题为例，民主党的主流派和少壮派出现激烈斗争，结果不少核心成员退党。面目模糊亦导致后来民主党的力量被旗帜更为“鲜明”的激进政党所削弱，如“社民连”和“人民力量”。

总体而言，从“民主抗共派” “逢中必反”的态度，以及在立法会内“拉布”和否决对民生有利的议案的表现来看，就能明白民生在他们眼中是可以随便牺牲的。

“民主抗共”之所以不断提出“改善民生”口号，旨在配合在立法会内外的行动，拖垮港府施政，不断阻碍港府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影响港府的治理表现，从而削弱港府的认受性。然后，将“普选”说成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唯一方法，主张港府一直无法解决民生问题的原因在于港府是经过“不民主”的程序产生的，唯有透过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港府才有可能解决民生问题。他们这样做，就可以在选举中骗取更多选票，并动员民众加入反对势力。

4. 对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看法

如上所述，当年“民主回归”倡议者是“火红年代”的学运分子，他们几乎都属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在香港土生土长，他们对香港的认同及归属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不代表他们在看待内地与香港关系时抱有“大香港主义”，凡事以香港为本位。

“汇点”元老王卓祺教授1982年的一篇文章《地球不是绕着香港转的》充分反映“民主回归”对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态度。王卓祺指出：“我们不单安于逸乐，亦由于香港经济上的奇迹，更由于中国文革后对自身社会、制度的反省，香港人便自夸自耀，以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依靠香港的资本、技术、管理的输入。近几年来，返国内旅游的、投资的，都莫不以为香港人最行，但我们从来不反省我们精神生活的空虚、生命的虚无……我们极需要重新检讨我们与内地的关系，以及反省香港社会优劣之处；而不是像目前一面倒自以为地球是绕着香港来转的。”[35]

王卓祺，图片来源：中评社

“民主回归”强调，内地与香港关系属于“不对称”的：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这是香港要面对的现实条件及制约之一。然而，“民主回归”更从中国的整体利益出发去看内地与香港关系。曾澍基指出：“'民主回归派’把香港的前途看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部分，将香港和国内的关系看成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照顾小我，自然要关注港人利益，但不能拿中国的整体利益作牺牲……香港的相对自主性要照顾，港人利益要关注，但中国的物质以及精神利益要放在首位，分清主次……不要把香港问题孤立，要把本地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作分析及展望。”[36]

“民主回归派”的设想，是希望内地与香港在互信的基础上，扩大改革的空间，以及吸收各自经验的可取部分，形成内地与香港关系的良性互动。曾澍基强调，这类相互影响并无强制性，更不属于“和平演变”的阴谋或阳谋，旨在希望香港实验可让内地吸收可取部分，无意将既定蓝图加诸对方，更无任何颠覆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之意图，而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又必须优先考虑中国的整体利益，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最高位置。[37]

基于这种对民族利益的重视，“民主回归派”虽然并非全盘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从中国整体长远发展利益着眼，始终希望中国共产党能不断自我改革更新，带领民族复兴。

至于“民主抗共派”，他们当中有部分会自称为民族主义者，但会同时强调爱的是属于文化及历史上的中国，而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部分“民主抗共派”甚至眼中根本没有中国，爱的只是英国或美国。无论如何，“民主抗共”都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敌人，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要对抗以至推翻它。“泛民”多年来从美国（特别是通过黎智英）所得的政治献金，可见一斑。即使是被很多人认为有民族认同的司徒华，也没有阻止民主党和支联会收取美国的政治献金。

“民主抗共派”对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看法，在上文提及过的《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民主党对港中关系的回顾及展望》表露无遗。从标题上的“港中关系”，以及内文的“港中矛盾”、“港中融合”等字眼，就能看出那种以香港为本位的“大香港主义”心态。

在文件中，民主党多次用上“香港”与“中国”来形容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将两地关系视作两个独立个体，将香港独立于中国去看，并视两地关系为一种对立的敌我关系。例如，文件指出：“中国在国际政治及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增大，香港与中国的政治议价与博弈亦必须考虑此因素。”[38]，“现时香港面对的问题，是大陆各方面干预带来的影响。”[39]

基于“大香港主义”心态，民主党在文件中一直强调香港比内地优胜，例如：“现时，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可观，惟法制的确立和国际社会的信任等，仍远远未及香港水平。”[40]“廉洁奉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香港的核心价值，一直被香港人视为香港与大陆分野的重要部分。”[41]

同时，民主党在文件中扬言：“香港政府应以香港作为本位、以香港市民的利益作为任何具体决定和安排的优先考虑，而这些涉及港中两地的讨论，香港有最终是否认同或参与的决定权。”[42]显然易见，“民主抗共派”眼里根本不存在中央。在他们眼中，香港比内地其他省市（以至中央）的地位更为高尚。

“民主回归”被“民主抗共”取代成主流路线

在推动香港民主发展方面，“民主回归”有着重要角色。王卓祺指出：“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其中并无可以普选行政长官的条款。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却出现了行政长官‘可以选举或协商产生’的第45条。这说明什么？就是八十年代笔者等当时的年轻人，已经成功争取落实民主回归。”[43]

刘乃强则表示：“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已经顺利回归祖国。而从那天开始，根据基本法，香港朝着普选作倒数。我们‘民主回归派’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中央的要求，基本上已经达到。”[44]

“民主回归”在促进港人积极面对回归方面亦发挥重要作用。如上所述，八十年代初中英双方展开谈判时，社会上的意见领袖不断鼓吹“维持现状”。“汇点”是当时最先表态支持香港回归祖国的论政团体，他们独排众议，透过不同舆论平台，从理论层面驳斥“维持现状”，主张“民主回归”。

然而，假如说“民主回归”因历史而萌生及兴起，它亦无可避免要面对历史的冲击。曾澍基指出：“‘民主回归’的落实，需要一定的主客观基础。”[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