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很多人的说法不同，“民主回归”事实上并非回归后香港民主发展的主流论述，“民主回归派”亦从未在回归后的民主发展中担任过任何领导角色。故此，将回归以来香港民主实践的失败表现归咎于“民主回归”，是一个历史玩笑：失败的原因并非港人错信了“民主回归”，而是回归后港人没有真正落实“民主回归”。

由于“民主回归”长期被边缘化，使得“民主回归”的内容被挖空，变成任人诠释的空洞符号，甚至沦为“民主抗共派”在“一国两制”下活动的一面旗帜。

民主党一直被称为及自称为主张“民主回归”的政党，支联会创会主席、民主党“党鞭”司徒华及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亦被称为及自称为“民主回归”倡议者（不幸的是，连爱国阵营也误把他们当成是“民主回归派”，例如1996年《大公报》的社论《剖析民主回归的实质》，批评李柱铭搞“民主回归”）[19]。这明显与事实不符。

李柱铭与司徒华，图片来源：港媒

在这个情况下，“民主回归”长期与“民主抗共”混为一谈。因此，要正确认识“民主回归”，必须先弄清“民主回归”与“民主抗共”的分别，还原“民主回归”的本来面貌。

虽然“民主回归”缺乏一套完整论述，但“民主回归”的基本立场及原则，与“民主抗共”有根本性的区别。

1. 对回归的立场

首先，对于香港回归祖国，“民主回归”站在民族立场上，抱有积极正面的态度，真诚拥护回归，承认中国对港主权，这是无庸置疑的。

曾澍基指出，香港回归“所涉及的远超出讨价还价及力量对比的问题，它根本就是民族尊严和历史立场的问题。三条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火枪威迫下所掠取的结果，对之承认就等如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历史谴责，继续忍受民族的屈辱……‘维持现状’论者请另找论据。民族尊严是不能廉价出让的。”[20]

曾澍基，图片来源：港媒

不过，这只是单方面从民族角度去看回归，“民主回归”却不止于此。“民主回归”特别之处，在于强调民族与民主结合，除了从民族角度，更从民主角度去理解回归。现时不少人只是片面理解“民主回归”，把“民主回归”解读为“中国给予香港民主，港人才支持或接受回归”，是百分百歪曲了“民主回归”。

“民主回归”的特点，是强调回归的民主本质。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统治、人民当家作主。百多年前英国侵占作为中国土地的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导致在香港的中国人民沦为被统治者，这样又何来民主可言？因此，回归象征着中国恢复对港行使主权，结束英国殖民统治，让中国人民重新当家作主。陈文鸿指出：“对中国人民来说，香港回归是打破帝国主义的枷锁，是推翻殖民者的统治，因此是最大的民主。” [21]

“民主回归”强调，回归是香港发展民主的最重要契机。基于反殖主义的思想，“民主回归”认为，在殖民统治下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直到回归议题出现，香港才有机会发展民主。的而且确，如果没有回归议题的出现，英国不可能发展香港的代议政制。英国之所以在《联合声明》签订前夕在香港的立法机关引入选举，并非出自好心，而是基于撤退考虑。

曾澍基认为，回归创造了“契机”，使香港可以在民主和改革方面踏出一大步。回归后，香港的体制要符合民主原则，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主。

“民主抗共”则不同。虽然“民主抗共”同样会声称支持或接受香港回归，但出发点与“民主回归”极为不同。“民主抗共派”之所以支持或接受回归的原因有多种：

有的是基于政治现实，考虑到力量对比，认为没有别的选择，无法避免或抗拒回归，所以无奈地接受回归；

有的是出自机会主义，视回归为一场交易，认为“支持或接受回归便可以换取中央给予香港民主”，亦有为了回归后在“一国两制”下继续生存及活动的考虑；

当然，有少数是基于单纯的民族情感，真诚拥护香港回归祖国。不过，纯粹支持回归，不等于就是“民主回归派”。

2. 对民主的看法

对于民主，“民主回归”与“民主抗共”的差别看似很小，两者都高举民主、赞成普选，但实际上两者的民主观差异非常大。

民主的意涵是以民为主，人民能够当家作主。“民主回归”相信以民为主是目标，民主政制只是达到此目标的其中一种手段，让民众拥有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及渠道。“汇点”《对香港前途的建议》指出：“政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让市民参与政治。我们必须寻求适当途径和争取各种机会，扩大香港市民参与管理本地事务的权力。”[22]

·民主与民族的结合：民主的长期“最优化”

如上所述，“民主回归”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强调民主与民族的结合。这种结合充分影响“民主回归”的民主观。

“民主回归”当然是支持民主的，但在发展民主的同时，“民主回归”会充分认识及考虑各种现实条件及制约，除了要认识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只可在一国前提下发展民主之外，更关注中国的国情，凡事要以中国的整体利益为优先考虑，绝不能牺牲中国人民的福祉去追求本地的民主化。

曾澍基指出：“发展中国家面对种种的内外压力及挑战，连生存也可能成为问题，民主既非唯一的目的，亦非万能的手段……中国的历史包袱、制约和任务异常复杂；相对之下，香港的问题可算是‘小儿科’。在推进香港的民主化的过程里，这些复杂的‘国情’和因素应详加考虑。”[23]

曾澍基强调：“历史的教训似乎是这样的：（一）民主化只能在一定的现实条件和制约之下进行，陈义过高可能无效，或者带来与设想对立的反弹；（二）特别对落后国家来说，民主是多重目标的其中一个，也是多重手段的其中一种。换言之，单纯地追求民主的‘最大化’不会是最适当的路线。民主的‘最优化’，至少应该考虑这两种因素。”[24]

以上都是“民主回归派”追求民主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