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民生的结合：实质民主的雏型

“民主回归”的新三民主义，除了民主与民族的结合，还有把民主与民生结合的尝试。虽然“民主回归”受西方选举民主观影响，重视以选举为基础的政制设计，但由于受到反殖民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民主回归”蕴藏着实质民主的观念：除了政制民主化，“民主回归”同样重视社会及经济领域的民主化，以及民主对人民的实际效果，即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实现社会公平。

“汇点”《对香港前途的建议》指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个人不但应有免于奴役的自由，更要有全面发展个人潜能的自由……我们深信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上，民众的广泛参与是创造未来美好的香港的一个必要条件。”[25]

“汇点”《1983年工作报告》指出：“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必须以人民意愿为主，所以我们主张扩大社会基层的民主参与，让市民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政策有更大参与权力、积极地提出意见及监督服务推行。” [26]

当时，“汇点”曾经就《香港教育透视——国际顾问团报告书》发表意见，指出：“教育一如其他的社会政策范畴，需要建立民主开放的制度，让市民有机会作更大程度的参与，尤其是基层市民的积极参与，才会有所改进。”[27]这反映了“民主回归”除了重视政制民主化，同样重视教育等社会领域的民主化。

曾澍基提出了经济方面的“民主化”主张：“经济方面香港应‘自负盈亏’，储备及货币独立，并加深民主化的介入，一般公共企业应更严格监管，部分可作公营……”[28]虽然只是初步构思，但在当时的香港来说是相当少有的。

相对而言，“民主抗共”的民主观简单多了。作为西方选举民主的忠实信徒，普选被他们视作民主的唯一元素，而且是判断民主与否的唯一标准，因此“民主抗共派”将中国视为“威权政体”，视中国共产党为“民主自由的敌人”，唯一目标是对抗它，以至打倒它。

“民主抗共派”眼中，“民主”只是手段，“抗共”才是目标。李柱铭曾扬言：“抗共，可以做，不可以讲；民主，可以讲，不可以做。”[29]

“民主抗共”把民主视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武器。“防守”方面，“民主抗共”将民主等同于选举（特别是普选），主张不惜一切“加快民主步伐”，即不断扩大立法会内的直选成分，以及建立有利于他们（完全开放、无门槛限制）的普选制度，意图通过选举占据立法会及选举委员会，并选出站在他们一方的行政长官，从而夺取香港的管治权，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央的治港权力，令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民主党于2017年发表一份名为《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民主党对港中关系的回顾及展望》的文件，当中清晰地展示其“民主抗共”的主张。文件提到：“‘民主回归路线’由‘民主’与‘回归’两个概念组成，事实上是先确定了香港将会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概念，才出现要以‘民主’作为与专制政权抗衡，保存香港资本主义及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的想法……在这大方向下，香港本土政治力量拥护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港人核心价值，积极在香港参政以实现香港民主普选，让民主政制有效解决纠纷、整合不同意见和理念；并且透过落实民主政制及培育本地政治力量，抵御中央政府干预……”[30]

这是对“民主回归”百分百的歪曲。讽刺的是，只要将引文的“民主回归路线”更正为“民主抗共路线”， 我们就可了解“民主抗共”的意思。

“进攻”方面，“民主抗共”积极以民主为幌子进行反共活动，例如主张“结束一党专政”的支联会，积极向内地渗透，串连外国组织和内地地下政治组织进行颠覆活动，推动中国的“和平演变”，意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曾任民主党智囊的刘细良曾经坦白地阐释“民主抗共”路线的步骤：1.中国改革开放变得富裕；2.富裕后中产阶级冒起；3.中产阶级将争取更多政治权利及权力；4.中央推行政治改革；5.中国建立西方“民主”制度。

基于此策略，民主党积极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李柱铭甚至亲身到美国就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进行游说。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挂着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的花车穿梭香港闹市，逾万市民冒雨同欢。资料图来自大公网

3. 对民生的重视

如上述，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民主回归”把民主与民生结合，重视经济民生，强调实现社会公平。然而，“民主回归”之所以重视经济民生，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为了香港能够顺利回归祖国。

这里所指的回归，并非法理上的回归，而是社会层面的回归，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以至人心上的回归，而这方面的回归是超越1997年7月1日的。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始终要回归祖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如曾澍基所言：香港回归不单是民族主义问题，在价值取向的层面，它牵涉到对社会制度的取舍。很多时，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问题是对社会制度的取舍。[31]曾澍基认为，“民主回归派”意识形态上比较左倾，就香港而言，“民主回归”主张进行“民主化”及“社会化”的改革。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民主回归”可以接受甚至支持的。[32]

至于当时的“维持现状派”，则拥护资本主义，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没有好感。“维持现状派”否定更多的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方面的考量倒在其次。因此，曾澍基评论说：“倘若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他们大抵亦不会怎样坚持挽留英国人来‘维持现状’。”[33]

考虑到香港实行了百多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假如在短时间内融入到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的政经文化体系里去，将无可避免造成动荡。因此，曾澍基提出了“历史契机论”：由于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可以继续利用香港赚取外汇，开展资本及技术引进，香港的民众又可以有较多的时间适应，香港因而进入“过渡时期”。

在“过渡时期”内，中国恢复对港行使主权，同时授予港人权力去管理香港，港人必须把握机会及时间，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民主化”及“社会化”改革，实现社会公平：“金融地产投机必须压抑，政府重新扶助工业，使之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就业机会，改革税制和实施较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必要时可运用弹性较大的‘所得政策’，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平均。”[34]

曾澍基指出，这种“改良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与内地正迈向的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拉近距离，有利于香港回归到社会主义祖国。随着形势的变化，香港经济‘社会化’的程度可以加深，政治经济制度亦可加强挂钩。

曾澍基警告，假如港人任由“现状”发展下去，香港的经济形态只会愈来愈扭曲，财富只会更加不均，社会矛盾将迅速尖锐化，并会拉远香港和祖国的距离。

由此可见，“民主回归”从回归角度去看民生，把民生与民族结合，强调改革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持香港的安定繁荣，一方面有利于祖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透过加深“民主化”和“社会化”程度，拉近香港与祖国的距离，促进社会不同层面的回归，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然而，“民主抗共”虽然同样以“改善民生”为口号，但并不真正视改善民生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