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是“大争之世”的关键性变量

前文讨论和归纳了“大争之世”带来的新的国际格局、新的现代化模式、新的工业革命和新的全球治理，所有的新变化都与中国密切相关。

首先，新的国际格局主要体现为“东升西降”，其中中国的崛起是核心要素。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带动的扩大进出口，而印度的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制衡的考虑而获得投资与支持。

其次，新的现代化模式指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现代化进程。接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方面，中国不仅与美国保持同步发展，还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最后，新的全球治理模式被概述为“中西共治”。因此，可以认为在全球发展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中，中国不仅是关键性变量，也是推动积极变化的主要力量。

（一）中国作为关键性变量的原因与世界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的“东升西降”大趋势中，中国之所以而非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崛起的关键力量，归因于中国在战略层面上采取了若干关键措施。

首先，中国致力于工业化，视其为成为强国的根本。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临经济基础薄弱和工业能力不足的挑战，毛泽东作为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将国家工业化定为实现现代化的首要任务。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标志着工业化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首要目标。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面对无论多么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挑战，均坚持不懈地推进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国家的工业化资金通过第一代建设者的艰苦奋斗积累而来，技术则是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特别是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重大工业项目，吸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标志着人类工业化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产权转移，使得中国基本建立了主要工业项目的体系，为改革开放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积极向发达国家学习，引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并使其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最终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得以实现，制造业规模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其次，基于工业化的有效推进，中国将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广大的国土面积转化为重要的资源优势。

一方面，众多人口支撑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内循环，大规模人口为培养科技、管理和创新领域的专业人才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有效利用了其广阔的国土资源，将潜在的地理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布局全国范围内的工业项目，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成为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这使得中国拥有了真正的“广土巨族”。

再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包容性，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文化底蕴，促进了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高效地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与经验，也促使中国坚持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不依赖战争掠夺、而是追求互利共赢的和平方式下实现的，这与西方国家依靠战争制造国家间和国内对抗性资源分配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成为“东升西降”中关键变量的原因，亦是中国处于“大争之世”里展开国家间竞争时拥有优势的基础，也会对“东”和“西”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学习模式。

许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面对相似的挑战，如工业化基础薄弱、贫困人口众多、广大国土未得到有效利用以及缺乏外部资源和资本积累等。中国的发展模式通过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改革，成功地将其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转化为发展优势，采纳了包容性政治理念，并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参考，同时也展示了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取得平衡的策略。

中国的发展经验和路径使其与历史上其他后起之秀的国家在本质上有所区别，在“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看来，中国是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挑战者”，会对西方文明提出颠覆性挑战。由此在“大争之世”里，中国与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矛盾在根本上不可调和，成为了一种结构性矛盾。

（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美国将“东升西降”现象视作西方传统历史叙述中的一个新阶段，即大国间的争霸进入了新的时期。例如，中国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在美国政界广泛但误解地被看作是中国计划到2049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先强国的策略。作为一个维护霸权的国家，美国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威胁或挑战其领导地位的行为，从而与中国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的矛盾。

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战略对抗策略持续并加强，起始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并通过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与科技战策略继续，直至拜登政府在其政策报告中明确指出未来10年为美中竞争的关键时期，并设定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Out-competing China）的目标。这一系列政策的发展和强化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变化。

在美国国内，政府明确表达了与中国全面对抗的立场，并成功塑造了“中国威胁”的公众认知。这种对中国持敌对态度的形象反映了美国在安全、经济及高科技领域内的综合战略布局，涵盖了跨国公司、学术机构以及其他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作。这些互动和协作跨越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党派分歧，形成了跨党派的政治共识。

截至2023年，美国已在“全政府”层面实现了对华竞争和对抗的共识，并朝着更广泛的“全社会”层面发展，目标是形成一个包括政府和社会在内的全方位对华战略竞争联盟。在国际方面，美国强化了针对中国的同盟关系。在科技竞争领域，美国采取的战略是在关键的大国竞争核心领域内，对中国实施更为精确的遏制措施。在构建阵营对立方面，美国试图以价值观为基础，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塑造“民主国家”的叙述，并建立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交流和产业链供应的“民主科技联盟”。

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国与其盟友国家对中国的科技制裁策略越来越倾向于所谓的“小院高墙”战略。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美国推出了“印度-太平洋战略”，通过美英澳三国同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五眼联盟（FVEY）等机制，旨在将“印太地区”北约化，并将中国纳入北约的讨论范围，实现北约的“印太化”，通过这些措施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军事压力和安全隐患。

随着中美间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期间的情况有显著差异，中美之间的战争风险相较之前有所上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的时期内，美苏之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冷战”，而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系则更类似于一种“冷和平”状态。因此，不应寄希望于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会有显著改善，而应认识到美国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是一种重要的长期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