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争之世”的定义：世界秩序发生根本性转变

“大争之世”这一术语，源自于《韩非子·八说篇》中的阐述：“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韩非子通过这一表述，不仅描绘了他所处时代与远古和平时期的根本区别，而且深刻指出了乱世中的治理智慧与策略。而用“大争之世”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赋予它更符合时代的内涵。

（一）“大争之世”的内涵

在探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大争之世”概念主要涵盖两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依照韩非子的描述，明确指向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及战国时期的群雄争霸。从春秋时期众多诸侯国的相互竞争，到战国时期国家数量的减少至七个强国，再到秦国最终实现的全面统一，这一历史进程不仅见证了无数的血腥冲突，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面临的极度苦难。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孟子强调了“春秋无义战”的道德立场。

另一方面，该概念还指代每一次王朝更迭的动荡时期。自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个大一统的朝代，如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每个朝代都有其繁荣稳定的时期，例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康乾之治等，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社会治理的高峰。然而，每当这些大一统的朝代遭遇崩溃时，国家便会再次陷入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人口大幅减少，必须面对重新经历“大争之世”的艰难过程。

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是王朝更迭时期，“大争之世”的核心特征在于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缺失，以及对新秩序重建的迫切需求。

中国历史上多次经历“大争之世”的历史经验为当下之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当前国际秩序的重塑，正如春秋战国时期和王朝更替时期那样，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标志着一个过渡时期的开始，旧的国际秩序正在崩溃，而新的秩序尚未确立。笔者认为，这个过渡时期就是指从长时间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走向当今的“东升西降”。

所谓“国际格局”指的是一段时间之内很稳定的、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国家间力量对比是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和内核，决定着国际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一个时代内，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主导这个时代的国际格局。

近10年，西方过去500年占据绝对优势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改变，各国的国家力量上出现了“东升西降”，从而使国际秩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大争之世”的内涵。

（二）从西方主导到“东升西降”

为了深入探讨国际格局中“东升西降”的现象，首先必须客观认识到，在过去的500年历史中，代表西方世界的欧洲及其后的美国，在力量上显著超越了中国、阿拉伯以及其他文明和国家。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无疑主导了世界的国际格局。正是西方的主导地位，塑造了国际舞台上各国地位的高低，进而引发了今天所见的“上升和下降”趋势。

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何500年前的西方国家能够在国家力量上超越其他文明和国家？笔者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两项历史性的突破。

首个突破点是“地理大发现”。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紧接着1522年，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这两项历史事件不仅在知识层面上使西方超越了其他文明，也在资源控制上为西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在知识方面，西方世界率先全面了解了世界的地理构造，包括地球的形状、四大洋的分布以及七大洲的位置，而这些关键信息在当时并未被其他文明所掌握。因此，在地理大发现后，西方人在知识领域相较于其他文明占据了明显优势。

在资源控制方面，地理大发现后的短短200年内，西方国家控制的领土面积实现了10倍的增长。原本欧洲的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而新发现的北美洲、南美洲以及通过新航道逐步殖民的非洲和大洋洲，还有俄罗斯逐渐扩张至的北亚和中亚地区，使得西方国家的控制范围显著扩大。

这一领土的扩张不仅是人类发展竞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明确地表明，掌握了更广阔资源的文明在生存和发展竞争中占据了优势。西方国家在粮食、贵金属资源以及能源资源的产量和种类上的显著优势，正是基于其控制领土的大幅扩张，这些优势共同推动了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另一项重大突破是发生在300～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及随后的科技革命。地理大发现使西方国家在知识和资源上取得了领先，而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成功，进一步确立了西方在全球力量对比中的绝对优势。

为何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爆发，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主要内容是如果关注1000年前的人类文明，处于宋朝的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城市化率和识字率等方面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由此李约瑟疑问为何1000年前时期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未能在几百年前引发科学和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