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用“大争之世”这一概念来具体理解和深入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争之世”意味着全球秩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过去500年的西方主导转变为当今的“东升西降”。“大争之世”的具体表现为新的国际格局、新的现代化模式、新的工业革命和新的全球治理的出现，而“工业化广土巨族”的中国将会是四个新变化的关键性变量，是“东升”的决定性核心，因此与美国之间将会产生结构性冲突。

引言

近年来，在当前国际体系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期间，全球秩序正面临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自2017年以来，随着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上任，西方世界，包括政治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一个观点，即“唯一确定的事是未来将充满不确定（The only thing certain is uncertainty）”。

这一观念反映了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即世界正在快速进入一个不确定性更加显著的新阶段。特别是西方领导国家，如美国、西欧各国及日本，均出现了政治稳定性下降，向着更加无序和混乱状态演变的明显迹象。这种西方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便是当今世界广泛存在不确定性的一个突出体现。

同时，世界经济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挑战。连续数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不得不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贸易的多项关键指标呈现出不乐观的趋势。此外，气候变化的加速以及自然灾害频率的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全球性的旱灾和水灾频发，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2022年2月爆发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无疑是加剧了全球局势不稳定性的关键事件。笔者认为，俄乌冲突不仅是冷战结束后30年来全球最重大的国际冲突，而且在当前混乱的国际秩序中，它构成了最为危险的焦点。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一方面，它对国际局势的影响远超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已有学者和政客将这场战争定义为代理人战争（Proxy War），美国是乌克兰方背后的主要支持者。

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仅有的几个具备全面战略自主性的国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俄乌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其中两个大国正处于直接的军事对抗之中，尽管至今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没有直接出兵，但是乌克兰方的支援武器、战场军事情报和后续军事训练几乎全由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所谓“西方国家”里主要的36国中有34国参与其中，因此俄乌冲突的实质是俄美冲突，表现为直接的军事对抗。

另一方面，它的持续时间很长，目前双方的军事作战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仍未能分出胜负。

此外，自2023年起，全球战争爆发频率有所上升，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冲突频发，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事再次激化。这些局部的战争加剧了国际秩序的混乱状态。

总的来说，认知中熟悉的和平和稳定的世界正在加速变化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当中。

面对这一系列不确定性的加剧和国际冲突的激化，有必要从一个更宏观和深远的视角来审视全球变局。笔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官方对于当今世界大态势的权威战略判断，是对如今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和失序的状态最好概括。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早在2017年12月28日，是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时讲话中谈及，随后他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点明了“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再后于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再次指出“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

而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即“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对大变局内容的整体论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进一步论述为理解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动荡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一方面，这个判断跳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是综合考虑了东西方所有国家在内的全球视角来看国际秩序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时间段的观察上也更长远，习近平主席所提出大变局的百年历史背景，从来指的不是数字计算上从20世纪初年开始的100年，而是考虑了更长远的500年。

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是以更长远更宽泛的视角放眼于全球和长时段的历史，对东西方的时空都有周密的考虑。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意味着国际秩序的巨变和挑战前所未有，已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世界进入了一个“大争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