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以上三个议题中的具体例子说明的首先是，中国传统和谐理念所主导的民间调解制度在今天仍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足可借以纠正西方过分对抗性的法律体系的不足。其实，西方本身也正在摸索着这样去做。同时，在中国革命的党国体制与如此的非正式正义和从西方引进的法律体系的相互作用之下，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半正式调解，包括行政调解以及法院调解，都是在全球视野下很有特色并行之有效的体系。当然，也多有缺点和衔接不良之处，但可以通过实验而步步改进、完善。而用从现代西方引进的，以公民权利和责任以及高度形式化、程序化、逻辑化的体系，来判决民事纠纷中真正涉及法律上是与非的案件，乃是中国古代和革命传统中相对薄弱的方面。两者完全可以，也应该相互作用、取长补短，达成更为完善的正义体系。如此的探索其实一直都在实践中进行着，如今需要的是把其精确、清晰地提高到法理的层面。

第二，在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这一对道德价值观中，中国在实践层面上并没有完全“继受”西方把前者突出为单一法律（相当于）“公理”的做法。其实，中国完全可以，也应该两者兼顾，通过实际的适用来梳理和完善，没有必要一面倒地完全接纳个人主义而排除家庭主义的价值观。至于如何在法理以及实际运作中调合两者，可以通过长期的实验而后总结概括。在过去的实践中，其实已经相当广泛采用了那样的进路，所需要的是对其中良好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关键是，要推进中国长期以来已经相当发达的、符合真实世界实际的认识和思维方式——要求连接理论与经验，寓抽象于具体，使其相互阐明、相得益彰。

同时，还可以加上笔者的建议，凭借（康德所阐明的）“实践理性”来进行概括，但不一定要像康德那样坚决追求普世性，而可以采取依据经验证据而区分不同层次的——特殊的、历史化的、地方性的、民族性的、全民性的——抽象和限定。我们已经看到，宪法和党章其实都清楚地展示了这样的历史感和实践感。如此的认识论上的进路远比简单的普世化、绝对化更符合实际，完全没有必要全盘采纳西方现代主义的法学和社会科学中失之偏颇的、强烈逼向绝对化的思维。

最后，也是最艰难的一个议题，是如何结合、整合中国的党国政治体制与上述的正义体系。笔者初步认为，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案是从明确党与国之间的关系出发，采纳历史化的视野：首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的公平理念和实质主义的道德理念为主的组织，其历史使命是维护社会公平、人民福祉、和谐等崇高的价值，并要防止、纠正既得利益群体对其的侵蚀。而国家机器，包括其正式法律体系，乃主要是在其领导下的行政体系中通过形式化-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的制度体系来执行党的目标的机构。实质和形式双方，道德理念和行政治理两者完全可以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系统梳理和整合，一方面可以更清晰地确立党的权力范围，既可以巩固其权力，也可以更明确地限定其权力机制和范围，排除诸如个别高级领导滥用权力的腐败。同时，在党的组织方面，也可以进一步规范化和程序化，用来防范个别高级领导凭借集权的体制而滥用权力，也可以防范党内纪律体系滥用权力。更有进者，面对后革命时期的历史实际，可以对党组织更明确地进行“去革命组织化”，逐步消除其过度集权化和隐秘化的方方面面。至于形式理性化的法律体系方面，则可以，也应该纳入一定程度的实质主义规范，即诸如上述的“和”与“家”的道德理念，以及社会主义的道德观，来纠正西方形式理性正义体系的偏颇。其实，在法院调解和行政调解实践的诸多方面，这样一个形式主义＋实质主义的结合一定程度上已经在人民共和国运行了许多年，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正义体系的重要特色。对其进行法理层面上的系统梳理，可以使其更精确、高效、公正地运行。

如此融合中西、取长补短的正义体系建设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通过实验，使用分层次、有限度的“实践理性”概括而逐步建立和完善。如此，才有可能在中国的三大传统中择优、结合、整合，来开辟一条新颖的正义（和治理）体系道路。如此才有可能清晰合理地综合中、西以及革命三大传统，让其取长补短，结合成为一个新的东西。那样的话，不会再是简单的对现代西方的“继受”和仿效，才可能成为真正是“中国特色”的正义和法律体系，为中国、为人类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本文首刊于《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