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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政治极化之源,美国制度中的党争基因
最后更新: 2022-01-06 07:40:49因而,在这个制度中,政党的产生不可避免,华盛顿的叮嘱只是一厢情愿。政治精英集团唯一能做的就是降低党派的竞争性。美国历史上发展比较平稳、政治比较健康的时期,均是一党稳定居于优势、另一党愿意进行合作的时期,或是两党存在较强共识的时期,比如,内战后的共和党长期主导时期、进入20世纪后民主党长期主导时期以及二战后的冷战共识时期。
冷战结束使共识基础消失,民主党左翼意识形态的不断极端化又引起了保守派的反弹,双方自“文化战争”以来共识精神严重衰落,同时两党力量又相对平衡,形成了对峙局面,也就是福山所说的“否决政体”。这实际上不是政党政治之变态,而是常态,是对派性政治制约失败所致。依据历史上的先例,这种失败一旦发生,仅靠政党政治机制本身是不可能自限的,除非内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如强大的外部威胁、内部独裁,或者干脆分裂。
宗教、政治与党争
在中国上古传说中,“绝地天通”应被看作一个有重要政治含义的寓言。断绝人与天之通,在限制了人类思想自由的同时,也奠定了社会共识的基础。离开这种共识,社会将陷入无休无止的纷争,甚至社会和文明本身都无法存在。
“绝地天通”之后,宗教或社会观念就由专门的群体或机构来掌管,这就带来了政教关系的问题。世界历史上大体出现过三种模式,一是中国式的、崇尚“定于一”的大一统世俗文明模式,政高于教、政教高度融合(儒教非有神宗教),不存在灵肉分离,因而对党派之争有强大抑制作用(教义之争不易外溢到政治中,政治党争也不易将对手打成“异端”)。
二是基督教欧洲式的政教二元、分庭抗礼模式,政教长期灵肉分离(除东罗马帝国在较长时间里维持了皇权对教权的优势)。这种模式特别容易产生党争,教义教派之争始终是欧洲精神不断分裂的主因,教会力量的存在是世俗党争的重要外部诱因,世俗党争也会映射到教会内部的教义争论(如佛罗伦萨最主要的党争派别就是受教会支持的奎尔夫派,而佛罗伦萨各派通过任命教皇和教职人员,也将党派、家族恩怨投射到教会之内)。
三是伊斯兰教式的教俗合一体制。这种体制避免了基督教世界的灵肉分离。936年,哈里发设置“总艾米尔”,实际上结束了教俗合一体制,但是奥斯曼土耳其在14世纪重建教俗合一,16世纪的伊朗萨菲王朝也是采取教俗合一,伊斯兰革命也使教俗合一的法基赫制成为伊朗政治体制的基础和核心。但是这种体制也未能消除党争的一个重要来源——宗教和政治分裂的互相强化,“政治群体往往体现为宗教派别,政治对抗通常采取教派运动的形式,政治斗争的首要方式便是信仰的指责”。[62]
1517年,基督教世界发生宗教改革,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教关系模式。新教主要内容就是推翻教会,信徒直接诉诸经典,建立了人与神的直接沟通。这是逆“绝地天通”式的发展,在任何传统宗教看来,这种思想都是危险的异端邪说。这一发展一方面解放了人性,促进了欧洲现代社会的诞生,另一方面也打开了文化多元、共识解体的潘多拉盒子,在政治上埋下了党争的又一深刻根源。
1517年,基督教世界发生宗教改革。来源:History.com
新教起初是追求政教合一的。但是新教自身所开启的逻辑却使政教合一难以实现。直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各新教教会仍在试图控制国家,德国和北欧曾指定路德宗为国教,荷兰、苏格兰和瑞士的几个州也曾给予加尔文宗国教地位。但是新教信仰使得新的教派和宗派不断涌现,谁也不可能长期占据垄断地位,于是,欧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新英格兰等北美殖民地一度成为新教的肥沃土壤,新教得以在此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制度,以致托克维尔认为宗教是美国的“首要的政治制度”。[63]但是,新教在美国同样发生迅速分化,因教派太多,谁都想支配其他教会,最后反而无法产生一种国教。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反对设立国教,部分体现了杰斐逊的政教分离思想。最早的政教分离思想产生于欧洲王权与教权的斗争之中,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产生了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观念。这一观念从路德、加尔文、西蒙斯等早期宗教改革家承袭到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上的思想家们,最终在杰斐逊身上集大成。
杰斐逊在《致丹伯里洗礼派协会》的回信中提出要在宗教与政治权力之间建立隔离墙。[64]如果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是禁止国会树立国教、干预宗教领域,那么杰斐逊的“隔离墙说”则要求约束政府和宗教双方,要求宗教亦不能干预政治。美国立国之初是有政教合一趋势的,杰斐逊就任总统后,洗礼派、贵格派等受压制的少数教派向他示好,希望他帮助改善处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杰斐逊提出了“隔离墙说”,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美国建国之初发生宗教派斗和政教合一。
杰斐逊《致丹伯里洗礼派协会》的回信。来源:美国宗教数据档案协会
美国的政教关系也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传统看法认为欧洲政教合一,所以新兴资产阶级不得不首先打倒教会。美国因为政教分离,反而教会得以独存,社会高度宗教化。这种局面使得美国各教派只能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发展,因而美国教会多以自愿社团的方式运转,以有效适应多元主义竞争环境,福音派新教组织还擅长企业家式的宗教运作方式。这种具有市场性质和利益集团性质的教会擅长与世俗政治互动,也成为党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罗斯福新政之后的相当长时期里,美国知识分子变得更加欧洲化、世俗化。[65]他们控制着教育系统,利用左派意识形态操纵政党和工会,宗教意识受到压抑,一度沉寂。故现代社会科学中以及当代中国人眼中的美国,是一个相对现代、世俗的国家,其实这只是因为20世纪后半叶宗教因素暂时退隐幕后。
但这只是一个“白左”表层结构呈现出的假象而已。伯格等将信教的普通人比作“印度人”,把民主党左翼知识精英比作“瑞典人”,那么美国的现状就是“一群数量巨大的‘印度人’,正在受到文化精英式的‘瑞典人’审判”。[66]这两个团体的激进分子分别构成美国两大政党的重要选民基础,此结构从1970年代一直持续到今天,是今天美国政治极化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这些信教的“印度人”群体,内部构成也十分复杂,宗教与人口流动、阶级结构变化互相作用,形成了以宗教为标签的“阶级象征系统”。例如,在等级上,形成了圣公会最高,长老会、卫理公会次之,浸信会和其他福音派最低的等级秩序;在族裔上,天主教会服务于爱尔兰、南欧、中欧和拉美移民,路德宗服务于德裔和北欧裔,东正教和犹太会堂服务于东欧移民。在地区上,美国中南部地区比东西部地区要宗教化。
当宗教因素和阶级、族裔、地区因素发生共振,也产生了干预世俗事务的强烈冲动。韦伯和厄恩斯特·特洛尔奇区分了人们生来就在其中的“教会”(church)和后来自愿加入的“教派”(sect)。理查德·尼布尔则发现美国人创造出了第三种类型——宗派(denomination)。宗派具有教会的许多特点,但是区别在于承认其他竞争组织有存在权利,自身存在是靠成员的自愿拥护而维系。[67]这种宗派认同的新现象进一步模糊了宗教和世俗党派之间的界限,服务于宗教对政治的输入性效用。
埃菲·霍卡斯:《宗教美国,世俗欧洲?》,曹义昆译。
在这种大背景下,民主党自1960年代“积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以来所推动的大量权利运动和身份政治,激怒了庞大的“印度人”群体。1972年的麦戈文在竞选中宣扬自由主义主张,1973年最高法院对堕胎案的裁决,以及之后陆续出现的同性恋、枪支、未婚生育、胚胎干细胞研究、公立学校祈祷、大学删除西方文明课程等议题,不断加剧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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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沈玉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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