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真写稿，写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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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办公室的材料包，要解决问题的泥腿子”
不管是热衷留痕工作细节，还是忙于撇清责任，其根源还是唯上而弃下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无法把真实信息传递到上层，而上层完全不受低一层的制约评判，最后变成领导脱离基层，基层脱离群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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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死的人是我就好了，只要把他们都换回来......”
那一天，阿吉这枚小太阳熄灭了，年仅33岁，同样33岁的哈日也没有回来。26岁的仕国，甚至没来得及成家立业，老母亲还在等着仕国接她到工作地团聚。后来，整理仕国的遗物时，同事们在他的警校日志里看到了这几个字——“许国许民、无悔无憾”。[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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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不开枪，那警械咋不用？”
由于警械和执法武力的伤害性，我们当然需要对警察执法武力的使用进行严格规定，但执法的文明与温度不是低人一等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公安团队的克己奉公也绝不意味着纵容反抗执法、暴力抗法和不实控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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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项制度一出台，儿童侵害的案发率上升了？
王检察官感叹：“遭受侵害时，孩子真的太弱小了。如果有成年人发现侵害、介入保护，孩子的情境会大大改善。”强制报告制度，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让制度长出牙齿，使更多密切接触孩子的成年人必须发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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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人历经坎坷，帮烈士走完了70年的“归家路”
“墓群在山中，几十年无人祭扫。墓地长满树木荆棘，野草深得盖住了坟墓，墓碑上都是积年累月的老苔藓，早已看不清英烈的姓名。”李张良对我说，“我一夜睡不着，想着我必须做点什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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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3酒驾案件不诉不拘？民警越说越气……
当晚姚某酒精含量为144.32，早就超过80/100ml的醉驾标准。检察院不起诉理由是“情节轻微”、“初犯偶犯”、“如实供诉”、“急于去看望晕倒的父亲（父亲已送医）”、“公司证明他工作踏实认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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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炸锅：都这样了，警察还不开枪？专业吗？
在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小王和家人并不好过。面对家人的哭诉和同事的痛心，小王仍旧怀疑——再来一次，自己会不会拔枪？[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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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的政策传到基层就走样？一些干部道出心声
实际上，基层怕的不是苦累，很多基层干部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群众“幸福指数”是无怨无悔的，他们真正怕的是“无法聚焦本职工作”、“折腾自己又折腾群众”带来的“劳无所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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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着最基层的派出所，也能评上这样的奖？”
很多时候，基层没有大案要案的“强矛盾”、“强刺激”，有的是电动车被盗，张三掐了李四的菜苗，或是为了几句口角打架的鸡毛蒜皮……但在这些“鸡毛蒜皮”间，也得用足智慧、爱心和担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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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讲些不适合摆到台面上讲的心声”
2022年已近尾声，谈起今年的工作生活，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基层干部们，向笔者吐露了一些“不适合摆到台面上讲”的心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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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案子，抓到嫌疑人也只有挫败感”
罪错未成年人及家庭教育困境，已成为社会之痛。涉嫌违法犯罪但未达责任年龄的孩子，抓了之后怎么办？孩子未触及法律红线，却有违道德底线的严重不良行为，又该怎么管？本文采写的“专门教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参考答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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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老兵：当时我孤身一人，没想到能干掉这么多敌军
“你们非要说我是英雄，英雄这个称号也不是我个人的。”林爷爷强调，“是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把阵地和这个称呼交给我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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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憋了很久的气，终于吐出来了！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概念，最初由德国刑法学者贝尔纳在19世纪中叶提出。在我国，它是对正当防卫系列指导性案例所蕴含的法治精神的精炼概括，已连续3年写入全国两会最高检工作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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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后，这两位上甘岭特等功臣终于“回家”了
在部队八连的荣誉墙上，详细地铭刻着王万成烈士和战友们的光辉事迹，打动和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的官兵。[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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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们为何仍在感叹“活不下去”？
“遇到疫情或洪灾过后，各个单位随时随地、无数次喊基层上报材料！比如县医院要求按村组报，教育局要求按学校单独报，社区要求按返乡前打工地报，最后工作都落在最基层的村医、村干部身上。大灾过后防大疫，忙入户都忙不过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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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战役亲历者：在电话电线全断时，我接到一个重要任务
邓彰德所在部队，是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1营3连。1951年，为了参军而“谎报18岁”的邓彰德，奔赴上甘岭597.9高地。这位“一脸奶气”、被战友们爱称为“小鬼”的少年，在那时，还不知道自己驻扎的地方，将成为世人景仰的精神高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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