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自2015年秋季在德国慕尼黑求学生活的五年时间内，正好见证了中东难民大量进入德国的过程。客观上，难民的到来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导致了社会资源和治安问题。

各国留学生们都发现房子更难租了，奖学金更难申了，工作更难找了；早期在德国定居的各国移民也多有抱怨，称自己外裔身份之前吸引的社会关注或政府帮扶迅速被手无分文的难民稀释，自己只能比平时更加辛苦地工作，为政府贡献更多税收，而“既无恒产也无恒心”的叙利亚人却可以凭借难民身份长期享受德国社会的各项优质福利，这对勤劳的人们——尤其是以吃苦耐劳见称的东亚、东南亚移民显然不公平——因此，在如何看待叙利亚难民的议题上，本土德国人和早年定居德国的外裔移民间的巨大分歧真实存在。

与之相对的当然是背井离乡的叙利亚人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在留德期间，笔者曾结识过几位来自叙利亚的学生。他们的年龄从7岁到20岁不等，家庭条件也各异，却无一例外地表达了自己留在德国，继续享用优质的社会教育资源的决心。为此他们十分刻苦地学习德语，只为得到更多的深度参与各项社区事务的机会。很多叙利亚小孩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就能基本掌握这门并不容易的语言，比起一些养尊处优的移民小孩，他们明显展现出更为强劲的语言习得能力——生存危机可以激发人类的潜能，在语言学习上也获得了证实。

德国难民政策的渊源与影响

作为曾经以高等种族自我揭橥并对世界造成深深创伤的民族国家，战后德国对待国外移民，特别是战乱国家的难民呈现出了开放和包容的国家形象。

1949年5月23日在波恩颁布的新宪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GG）第十六条明确规定，政治受迫害者享有避难权（“Politisch Verfolgte genießen Asylrecht.”）。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纳粹奉行种族主义为世界造成深重伤害的愧疚，德国在竭力足额支付战争赔款的同时，也渴望通过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积极的“门户开放”政策重塑国家形象，背后逻辑之清晰非常符合德国人的思维：历史上的德国曾为世界制造过多少难民，今天的德国就应该接收多少难民。因此，单单用“历史负罪感”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德国社会的这种心态或许不够准确，“生产—偿还”的因果逻辑反倒更能为德国大众接受。

此外，通过大量吸收难民并对其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或能成为让德国摆脱人口老龄化的“妙招”，也可视为当时默克尔政府的“如意算盘”。遗憾的是近十年过后的今天，尚没有足够有说服力的数据显示他们对德国经济作出了令人欣喜的贡献。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德国所面临的新困境是，如何正视并尊重欧盟内部不同成员国难民政策的差异，在整体框架下协调各国消极的难民接收意愿（主要是西欧发达国家）和接收能力（主要是中东欧国家），无疑需要更高级的外交智慧。

《何以为家》的主人公，在现实中就是一名叙利亚难民。

救援不力？德国的对叙政策与朔尔茨的政治出口

本次地震发生后，西方救援力量迅速抵达土耳其施展援救，这当然是源于土耳其在区域内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德国对此体会尤为深刻——在德国长居的土耳其人高达四百多万，他们开设的超市、理发店、赌场、酒吧、妓院遍布全德，势力庞大冠绝各个外来族群。地震发生后，朔尔茨政府不敢怠慢，救援力量和物资以最快速度抵达了土耳其灾区。但对于自己近年来的重点帮扶对象叙利亚，德国的态度即便不像美国那样冷淡，但也明显只将仁义道德停留在嘴边而未付出行动。

这一点无疑和俄乌冲突爆发一年以来形成的新地缘环境有着直接关联。虽然长期看来，维护稳定的德美、德俄多边关系是德国制订外交政策的机要所在，但拜登上台，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发生的大小事件表明，强调美国对于“维护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再次成为当下德国外交政策的主流。

在作出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彻底转向亚太的评估后，德国的政策制订者们显然愿意以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维护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正如德国外交部中东事务处的西格尔博士的分析，鉴于叙利亚仍处制裁中，没有必要在救援问题上“刺激”（reizen）美国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德国执政者的政治妥协。

另一方面，叙利亚西北部势力犬牙交错，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实际控制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阿萨德政府显然拒绝对反政府军控制的区域进行直接援助，而美西方提出的通过非政府组织渠道的救援也被大马士革置之不理。毕竟在那里，NGO不是什么值得信任的名词。因此，德国政府除了设立土叙两国难民特殊入欧通道外，也只能在其外交部官方网站上宣传自己对叙利亚“过往”的援助历史，在叙利亚当前的政治局势下，真正要做到为了援救生命搁置政治斗争在操作层面也难以实现。

地震重创叙利亚。图自CNN

受国内“军事克制文化”和俄乌冲突的影响，德国在北约军事安全框架和建构欧洲独立防务间的游移正在显示出了向前者的倾斜立场。因此，既然对叙利亚的直接救援有着客观上的现实困难，那么就坡下驴地对其冷处理，在朔尔茨政府看来，也能换取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对德支持。

在默克尔结束长期执政后，其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多边高层交流渠道和战略互信正迅速封闭与消散。目前看来，朔尔茨似乎未能也不甘萧规曹随地被动接受前任留下的政治遗产。

从青少年时期便开启政治生涯的他被德国人比喻成不折不扣的政治机器，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职业政客，朔尔茨显然有着更远大的个人抱负，在世界格局重组的十字路口，他自信能以更灵活的身段骑驿于美、俄之间。但其近来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举动表明，他正利用乌克兰危机淡化默克尔建立在与普京的密切私交基础上的互助共赢的德（欧）俄关系，转而在欧洲安全议题上更加依赖北约同盟而非强调欧洲主体性。

自去年开始，乌克兰成为了俄罗斯与北约角力的新战场，但严谨的国际政治观察家们并未忘记，以叙利亚为核心的中东依然是塑造德（欧）、美、俄多边关系的重要区域。德国人近年来借助人道主义援助在叙利亚国民中建立的信任感或将帮助他们在未来与美、俄的较量中获得宝贵的人心依附。

也正因为此，在土叙地震之后，朔尔茨政府将援助的力量集中于土耳其，而对制裁下同样亟需救援的叙利亚口惠而实不至，显然不是明智的决定。特别是将这种犹疑的态度置于德国近十年来对叙难民倾力救助的背景下，此间的反差更有让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的风险。协调务实外交与国内民意，在顺时求变与政策延续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重新对自己在叙利亚议题上能够扮演的角色进行精准定位，是朔尔茨政府未来必须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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