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门开放的原则。虽然缅甸军队的大门没有明文规定“不开放”，但在实践中却有许多排他的、不包容的做法。

譬如，克伦族的军人在二战以及缅甸独立斗争中贡献很大，独立之初缅甸军队中有不少克伦族的官兵，总参谋长也由克伦族将军史密斯·董[18]担任。但当发生了克伦族起义叛乱之后，虽然这些克伦官兵效忠政府，没有参与叛乱，却被清洗出军队。

史密斯·董是一位堪称德才双全的“优贤”将军，在才能方面，他在军事学院受训时就表现突出，获得了军事学院的最高荣誉奖项（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在战争的实践中，他也表现了突出的才能，二战期间他被空投到敌占区，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领导了成功的军事抵抗活动。在道德方面，他能够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虽然他被缅族精英不公正地清除出军队，但为了国家团结统一的社会长远利益，他没有投入叛军，而且还能够约束手下的克伦族官兵。如此贤能的优者却被排除，这明显违背了优主政治的大门开放原则。

第二，择优门槛的原则。缅甸的军队不按“贤能”的条件来择优发展，没有优贤的门槛，而搞任人唯亲，一方面把诸多“优者”挡在大门之外，另一方面又把许多“亲者”吸纳进来。

在战争时代，奈温是第四缅甸步枪团（The Fourth Burma Rifles）的领导人，战后他大力提拔跟随他的第四步枪团成员，使第四步枪团的军人占据了军队和政府的许多要职，这些人未必都是优贤之士，有的甚至素质很差。第四步枪团军人通过任人唯亲的提拔，在政府中形成了自己的“随从体系”（entourage system）[19]，成为左右政府决策的强大力量。

搞随从体系的并非只是奈温和第四步枪团，缅甸很多大大小小的领导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随从体系，因此往往是“一人得道，随从升天”。随从关系在缅甸文化中有长久的传统，缅甸军人集团想搞“优主”，却没有采取措施来防范这个问题，结果是“随从”替代了“优贤”，任人唯亲颠覆了优主政治。

第三，内部继续优化的原则。这条原则特别注重的两个方面是“加强学习”和“防止腐败”，而缅甸军队在这两方面都有缺陷，尤其是在防止腐败方面。

缅甸的腐败情况非常严重，被“透明国际”列为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全世界一百七十多个国家的清廉指数排名中，历年来总是倒数第二、三位。[20]缅甸军队在“加强学习”方面做得比较好一些，但也有许多问题。政府在军队中设立了很多教育训练机构，还开办了大学和研究院。这些机构中除了有纯属军事方面的专业之外，还有医学、工程、护理等专业，研究院的教育则着重于“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这些学校既是要为军队培育专业的服务人才，更是要为国家培养领导人才，实现军方给自己定位的领导角色。

军人政府中绝大多数高级官员都毕业于这些教育机构，譬如在新军政府的117位部长、副部长中，有101位是军人，这些军人的81%（82人）是这些院校的毕业生。[21]这种政府高官多为校友的现象，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随从体系的严重性，这些军队院校虽然帮助了军人的学习，却也帮助了军人随从体系的构建。如此的学习培养，很可能只是培养了专业才能，而未必是优主所必需的贤能，这正是缅甸军队在“加强学习”“继续优化”方面的严重缺陷。

第四，内部组织结构趋优化和防止个人独裁的原则。要想使内部组织结构优化，需要以事择人来优化集团综合能力，因此必须选拔贤能水平高的优者，担任适合其能力特长的工作。但是由于随从体系的问题，缅甸军队并不能很好地实行这条原则。从上而下的任命是任人唯亲，从下而上的跟从是尾随亲者，随从关系严重影响了组织结构，不是趋优化，而是趋亲化。奈温时代实行了个人独裁，更是从根本上违背了这条原则。

第五，与非精英密切联系的原则。缅甸军队给自己成立了医院、学校等等的服务机构，只有军队成员和他们的家属才能进入这些机构享受服务。军队建立这套机构体系形成了两道“墙”，有违于“与非精英密切联系”的原则。第一道是阻碍接触的有形之墙，军人和他们的家人去这些排外性的机构，不接触平民，形成小圈子，自己筑墙隔绝联系。第二道是特权引起的仇富、仇军的无形之墙，军队机构获得政府给予的丰富资源，军人有特权排他享用，平民只能望洋兴叹。

在军政府统治下，军人得到了大量特权，使他们很容易致富，而平民则分不到一杯羹。特权之墙使平民对军队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形成了抗拒的心理，而特权给军人带来的财富和造成的贫富差距，还使得军人难以理解平民在无权、无财状况下的体验和想法。这种隔阂，使得优主政治所需的“精英接地气、了解下面的情况、改进自己的认知”和“把高素质的意见传播开来，提高群体的素质” ，都无法实现。主政者在与民隔阂的情况下，很可能作出完全脱离实际的有害决策，奈温晚年关于废除货币的决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缅甸的军政府原本是企望把军队打造成优秀的精英组织，成为国家的领导栋梁，但是由于它没有遵循优主主义的五大原则，没有根据国情构建符合五大原则的具体举措，导致它的军人集团腐败劣化。军人集团没有成为“优主”，而是堕落沉沦为“腐主”“劣主”。缅甸的教训启示是，民主会发生问题，优主也不是说“优”就能够“优”的，需要在大原则的指导下构建一系列具体的举措来“择优”“持优”“行优”，才能够实现执政集团的真正优化，使贤者领导国家，使优者主导政府。

缅甸1950年代实行民主政治，虽然有民主的选举，但没有良政的治理，结果经济下滑、国家衰落，因而被军人政府取代。军人政府希图实行优主政治，以使缅甸发展强盛，但是军人政府没有遵循优主政治的五大原则，结果民怨载道，民主运动涌起。2015年的民主选举使民主联盟成为执政党，缅甸再次实行民主政治。在这21世纪的民主政治再尝试中，缅甸又出现了许多问题……

昂山素季希望新加坡在政治方面提供帮助和建议，她是要学习新加坡的优主政治吗？2019年春天我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关于缅甸的研讨会，和一位来自印度的缅甸问题专家谈起这个问题，他经常去缅甸，对缅甸情况很熟悉。我问他昂山素季想向新加坡学习什么经验？他说，昂山素季想学习新加坡实现社会稳定的经验，譬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够在议会中长期保持稳定的绝对多数，能够稳定地执政。我说，人民行动党是使用改变选举规则来保持多数的，这是她想学习的经验吗？他笑着点点头。

如果昂山素季只是想学习新加坡的选举经验，那么她即使学到了，恐怕缅甸无论是走民主道路还是优主道路，都还会有问题。新加坡的选举经验是为优主集团能够在议会中保持绝对多数服务的，但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人民行动党通过遵循五大原则把自己建设成为真正的优主集团。如果执政党不是真正的“优主”，即使能够在议会中保持绝对多数，也很难取得可持续的优良治理结果。

稳定固然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还需要其它的重要因素。最关键的因素是“优主”，优秀贤能的执政者不仅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的稳定，而且还能够制定出高质量的政策，使经济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良好发展。

缅甸未来的道路将如何走呢？缅甸能够在20年后超过新加坡吗？这些还都是未知数。

发展经济，超越新加坡，实现民族复兴，这是很多缅甸人的梦想，一位缅甸知识分子在一个独特情景中的表述，让我永远难忘。

那是在蒲甘，在成群的美丽佛塔环抱中，那里是9至13世纪时的强大蒲甘王朝的首都。我和美国朋友去那里拜访文物保护专家，我们穿过丛林般的佛塔群时，雾气缭绕，仿佛梦幻般地穿越了时光隧道，去到了那遥远美丽的时代……那感觉很美。

蒲甘的成群佛塔

见到文物专家的时候，美国朋友仍沉浸在穿越佛塔丛林的美感中，问道：“在蒲甘的佛塔丛林中生活真是幸福，你天天在这里工作，你的幸福感一定很高，你是如何感受幸福的？”

专家回答说：“我没有感受到幸福。蒲甘王朝是缅甸的极盛时代，而现在缅甸正处于深深的谷底。天天面对这样的反差，我不会感到幸福。天天面对蒲甘的极盛，天天提醒着我今天的衰败、今天的耻辱。我不感到幸福，我感到痛苦。”

蒲甘的文物保护专家

专家的话让我感到一阵刺心的同情。在中国长长的历史中，有汉唐盛世，有鸦片战争后的百年衰败耻辱。我可以想象，在鸦片战争后的百年中，很多中国人面对汉唐盛世遗迹时，会有和这位专家相似的感觉。今天，中国选择的道路使中国从衰败耻辱中复兴，缅甸呢？它也能走上复兴的道路吗？

[1]  世界银行文件，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opinion/2013/06/01/myanmar-stepping-up-to-asia-and-the-world

[2]  世界银行数据，人均GDP（现价美元）：新加坡是57714.297， 缅甸是1256.661。

[3]  关于优主政治，请参阅“民主故障频发，下一步是优主吗？”（观察者网）、《幸福与GDP：主流发展模式之外》（尹伊文，三联精选，2019）

[4]  参阅《Brief History of the Myanmar Army》，Defence Services Museum and Historical Institute出版，仰光，1999年。

[5]  同上。

[6]  同上。

[7]  昂山Aung San（1915-1947），领导缅甸独立的军事领袖，被称为“国父”，在缅甸正式独立前数月遭到暗杀。昂山素季是他的女儿。

[8]  关于这一派学者的观点，请参阅下列书籍及论文。Guy Pauker：“Southeast Asia as a Problem Area in the Next Decade”载World Politics, xi（1959年四月）。John J. Johnson：《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斯坦福，1964年。Alfred Stepan：《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Changing Pattern in Brazi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普林斯顿，1971年。

[9]  数据来源请参阅Louis J. Walinsky：《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urma 1951-1960》，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Inc.出版社，纽约，1962年，第660-661页。

[10]  参阅David Steinberg：《Burma/Myanmar: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第二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牛津、纽约，2013年。

[11]  数据来源请参阅Khin Maung Kyi, Ronald Findley, et al：《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urma: a Vision and Strategy》，Olof Palme International Center出版，斯德哥尔摩，2000年，第14页，图表1.5，源自世界银行数字。

[12]  出口数字同上。GDP数字参阅http://www.indexmundi.com/burma/gdp_real_growth_rate.html

[13]  参阅David Steinberg：《Burma/Myanmar: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第二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牛津、纽约，2013年。

[14] SLORC在1997年转型更名为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SPDC），为叙述简便起见，新军政府是泛指1988-2011年期间的缅甸政府。

[15] 小集团中有一位相对重要的领导人，但其权力不似奈温那样绝对与强大。

[16]  总统登盛是退役军人，昂山素季在20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17]  世界银行数据。

[18]  Smith Dun (1906-1979)

[19]  参阅David Steinberg：《Burma/Myanmar: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第二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牛津、纽约，2013年。

[20]  参阅透明国际官方网站 http://www.transparency.org/research/cpi/overview

[21]  参阅Maung Aung Myoe：“Officer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in Tatmadaw: a Survey”（working paper #346），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er，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00年5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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