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的政治阶层”是一个涵盖很广的词汇，包括昂山素季的民主联盟。作为国会中的最大党，民主联盟在政治阶层中占的比例相当大。“政党的唯一目标是获得权力”，是不是暗指民主联盟中的一些人有这样的错误观念呢？有报道说，学运领袖和民主联盟的关系近来不如以前那样“亲热”，因为学运领袖多年来一直积极支持民主联盟，但民主联盟总是重用“自己人”，学运领袖方面的人没有得到担任政府工作的机会。

“为了政治责任而非权力”，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政治宣言。三十年前，学运领袖们曾经满怀理想，冲上街头游行示威。三十年中，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代价。三十年后，当他们涉足民主政治的现实泥潭，他们还能真诚地不忘初心、保持理想吗？当民主政治呈现出阴暗面的时候，他们的理想会改变吗？

2013年在仰光时，一位学运领袖和我谈过他的理想。他曾被囚禁10年，在1988年民主运动爆发之前，他是主修经济学的，有过当经济学家、发展缅甸经济的梦想。出狱之后，他看到缅甸的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障碍，于是决定学习法律，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律师。在土地掠夺的事件中，他在基层社区给被掠夺者提供法律服务，另外还给民主参政团体提供法律咨询。

他仍然怀有发展缅甸经济的梦想，他告诉了我他的“理想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他说，缅甸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注重三大领域，这是基于缅甸的国情。第一个是自然资源领域，缅甸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资源型工业能够带动缅甸的工业化；在发展这个领域的时候，不能让私有企业独吞掠夺，需要形成机制，使资源所在的社区能够分享利益；外资、国资、民资都可以投资资源型工业，但必须有严格的管制；重要的自然资源，应该由国有企业开发。第二个是廉价劳动力的领域，缅甸工资低，劳动力充足，应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第三个是农业领域，缅甸的农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目前的农业产品主要是传统的、附加值低的，以后应该在农业中推广高科技，增加农业产品的附加值。

他说他提出这个理想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为了给缅甸的未来发展，勾勒出经济政策的重点。他希望政府的领导人能够制定出相关的具体政策，他期盼缅甸的经济起飞。

这位88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被囚禁十年，在投身运动之前，他主修经济，梦想缅甸经济发展，出狱之后看到缅甸的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障碍，于是改学法律成为了律师。他仍然怀着振兴缅甸经济的梦想，构思着“理想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

缅甸的失败与新加坡的成功

让缅甸经济起飞，是许多缅甸人的梦想。在二次大战之前，缅甸人的生活水平比周边国家高，那时缅甸被邻国视为“富裕人家”；现在，缅甸远远落后于它的邻国，成为东南亚的“贫困户”。在奈温1962年政变之前，缅甸的经济在民主政府治理之下就经历了下滑，逐渐落后于一些邻国。1960年，泰国的人均收入比缅甸高了80%。后来这种差距变得越来越大，2013年泰国已比缅甸高了近500%[1]。

新加坡和缅甸之间的差距变化，更加使得缅甸人感到痛心。1965年当新加坡刚刚独立时，新加坡经济不如缅甸，还把缅甸作为赶超的目标，李光耀曾经说：20年后，新加坡将赶上缅甸。而在2017年，缅甸远远落到了后面，人均GDP缅甸竟然只是新加坡的2%[2]。

2016年昂山素季在新加坡访问时提到了李光耀的这个讲话，她说：“在新加坡刚刚独立的时候，李光耀总理说，20年后新加坡将赶上缅甸。现在，我们不得不改一下说：20年后缅甸将超过新加坡。”为了让缅甸能够超过新加坡，她呼吁新加坡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帮助缅甸，给缅甸提供宝贵建议。在经济方面，缅甸希望得到的新加坡帮助有投资、贸易，还有新加坡在创新和竞争等等方面的经验和建议。在政治方面，缅甸希望得到的新加坡经验和建议是什么呢？昂山素季没有具体说明。

根据西方的民主理论，新加坡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政治体制是“威权政治”，是精英通过威权来实行治理，是精英主义，不是民主主义。新加坡的精英政治特点是，挑选优秀人才，让他们成为体制中掌权的精英，这是和民主政治不同的，可以称为“优主政治”。[3]

优主政治想要克服民主政治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是民主制度中很容易出现的，一个是“自毁”，另一个是“自弱”。

所谓“自毁”，是由于民主选举只强调选举权利，却没有选举责任的约束，使得人们可以不负责任地投票选举，结果很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譬如一些利益集团，利用了选民不需进行负责任思考的选举特点，散布不需思考、只重煽情的耸人听闻的信息拉选票，这些人当选后作出的决策，有利于小集团的利益，却毁害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使得国家自毁。

所谓“自弱”，是由于民主制强调“多数决” 的规则，这使得民主制虽可以防止智力道德低下的底端者当政，但也妨碍了优秀的高端者当选，因为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是趋中的，不能理解高端，倾向于认同趋中者。“多数决”规则含有趋中效应，难以实现趋强取向的选择。趋中制国家在国际上和趋强制国家竞争，将处于劣势，导致“自弱”。

为了避免民主制的自毁自弱，优主政治瞄准了构建趋强体制的目标，其关键是选拔优贤人士，以组建贤能的“优贤主政集团”。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集团呢？下面的五个大原则是选拔和组建优主集团的关键。

第一，优者执政集团的大门是开放的，不应该设置除了“贤能”之外的任何其它准入条件。执政集团大门不开放会使执政集团缺乏多元化的、高素质的人才，也会造成社会大众的不公平感。

第二，执政集团的大门要有“择优”的门槛。“优”的标准是以“为社会长远利益服务的能力和道德”的水平为准，而不是以“为个人利益服务的能力”为准。择优门槛是保证优贤集团能够维持高水平的关键，必须有择优的机制，才能使执政集团在素质方面立于社会的高端。

第三，执政集团内部要有继续自我优化的机制。择优门槛固然能够网罗高素质人才，但如果这些人进入优主集团后就不再思进取，便会逐渐沦为非优者。继续自我优化需要特别注重于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强学习和历练，二是要加强道德方面的纪律检查。道德的下滑往往比能力的降低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反感，这种反感会败坏优主集团执政的社会共识，从根本上颠覆优主集团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

第四，执政集团内部的组织机构要有结构优化的趋优化机制，并且要有机制防止高端出现个人独裁的情况。

第五，优贤精英要和非精英保持密切联系。精英如果脱离大众，将不能对社会有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会失去大众的支持。精英和大众联系密切，一是可以接地气、了解下面的情况、改进自己的认知，二是可以向下面传播自己的智慧，把高素质的意见传播开来，提高群体的素质。

新加坡的精英主义威权政治很近似于优主主义。优主模式的五大原则可以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中看到明显的印记。

第一，大门开放。新加坡的执政集团的最重要成分是人民行动党，该党在吸收党员时采取了开放性的政策，只要提出申请，几乎都可以加入。新加坡的族裔矛盾曾经非常尖锐，但人民行动党主动吸纳各族党员，不搞族裔排他，还让少数族裔人士担任党的某些高级职位，在政府内阁中，也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少数族裔担任了高职，如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等等。这样的开放性不仅缓解了族裔矛盾，而且还吸纳了更多的优者。

第二，择优门槛。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两大类：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虽然对普通党员大门开放，但要成为干部党员则需要跨过一道很高的择优门槛。对于这条原则，新加坡的执政者有高度的自觉认识，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反复强调：“新加坡采取精英治理政府的哲学。我们必须挑选各行业的精英来参与国家治理，这些精英需要具备的先决条件是有社会责任感，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

李光耀更是具体提出了“猎头”的方法，强调主动去党外识别选择高素质的人。如果人民行动党相中了某个优秀人才，往往会锲而不舍地与其“茶叙”，想方设法将其纳入旗下。新加坡的执政集团除了设置政党的择优制度，还设置了非政党的择优制度，譬如在政府中设立了公共服务署，管理政府公务员的任命、晋升、处罚，以保证任人唯贤。公务员并非全部是人民行动党党员，这个机构使得执政集团又多了一个有门槛的择优途径。

第三，继续自我优化。在提高执政集团成员的能力素质和防腐反贪方面，新加坡都设置了具体的制度举措。譬如，办干部党员培训班来提高能力、通过贪污调查局和公共服务署来反腐。新加坡曾经贪污腐败泛滥，从英国殖民当局统治的19世纪，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贪污腐败一直很严重。新加坡独立后，人民行动党的政府对贪污调查局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同时又加强了公共服务署在任命、晋升、处罚公务员时的廉正公正措施，还实行了高薪养廉的防贪政策。

第四，组织结构趋优化。人民行动党的组织结构反映了这条原则，它的高层组织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干部党员选举产生。干部党员已是经过择优门槛挑选出来的精英，他们具有责任感，具有思考识别的能力，由他们选举更高的优者，可以使适合的优贤人士担任更高的职务，使高层决策更加趋优，而且也能防止高端个人独裁。

第五，精英和非精英密切联系。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中有几项活动与这条原则相关，譬如，人民行动党的上层精英和基层支部之间每月举行沟通联系的月会，议员在自己的选区“会见人民”、搞“走街”“家访”等等的活动。近年来当网络成为人际沟通的重要渠道之后，人民行动党也开始使用网络作为上层与基层的沟通手段。

新加坡的优主政治取得了良好的治理结果，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时人均GDP只是英国的28%，1993年赶上了英国，到了2013年其人均GDP已是英国的140%，弱小的前殖民地国家高效快速赶超了强大的前宗主国。新加坡也有“民主选举”，但它的“优主政治”使民主选举变了形。

人民行动党为了防止多党在议会中造成纷争的乱局，总是想法使自己能够获得绝对多数的议席，它主要采用了不断变动选区和更改选举规则的方法来排斥反对党。当看到反对党的候选人在某个选区将要获胜，人民行动党就会通过自己掌握的立法优势去更改那个选区的规则，使反对派的候选人无法当选，使全民普选变得有名无实。这种方法使得新加坡可以享“民主”之名、行“优主”之实。如此“偷梁换柱”的方法当然是不难被识破的，所以很多西方人士把新加坡称为“威权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

缅甸交叉曲折的民主、优主历史

缅甸和新加坡一样，也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它比新加坡早独立17年。缅甸独立后选择的道路，有民主政治的影子，也有优主政治的影子。但无论是民主的道路，还是优主的道路，它都走得不成功。缅甸的不成功，可以给民主政治和优主政治提供双重的教训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