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后的德国马上面临两次重大国际冲突：1990/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1-2001年的南斯拉夫战争。海湾战争时，国际联军有联合国授权；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时，北约的军事介入则没有联合国授权。德国政府出于对美国支持统一的感恩以及对北约的忠诚，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这两场战争。

“9.11”事件后，德国总理施罗德对盟友美国公开表达了“无限支持”（uneingeschränkte Solidarität）。可是才过一年，面临大选的他义无反顾地改变了立场，明确表示他的政府将不会参与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

德国这次对美国说“不”当然不是施罗德“心血来潮”，而是体现了左翼“红绿”政府所代表的反战“和平主义”传统，同时也多少反映了德国社会中生生不息的“反美主义”思潮。

从此以后，德国与美国虽然还是盟友关系，但美国对德国的政治信任丢失大半。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干脆将北大西洋联盟冷冻起来，对德国更是微词不断，甚至认为柏林比北京更可恶。

德国谴责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广告牌

小布什的“牛仔式”外交风格、奥巴马的“战略中心由欧洲向亚太转移”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外政策，使德国的“反美主义”再次抬头。现任总统拜登虽然重新回归所谓的“盟友外交”，甚至为此放弃了对德国“北溪2”项目的制裁，但要从根本上改变德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几乎不可能。

结语

本文主要从反美“主体”（德国人）的视角概述了德国“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和历史演变。其实， “反美主义”的兴衰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人）本身的言行密不可分。

譬如，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横行霸道”，“长臂管辖”和“干预主义”，强行推行自己制定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自诩“国际警察”，却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所谓的“理念”，不惜支持和策划政变和动乱等暴力行为来实现政权更迭；利用美元和军力优势以及联盟机制，长期把控全球的秩序和资源。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据说曾在国会上发出“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疑问。美国人不理解世界上“怨美”、“反美”和“仇美”的倾向从何而来，更不理解盟友中竟然也有与自己“不一条心”的现象（如德法2003年拒绝参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等）。实际上，全球对美国的反弹和抵抗是美国“凌霸外交”的结果。

日前，欧洲多家媒体联合报道了又一起情报系统非法窃听政要的丑闻。在斯诺登事件中已“臭名远扬”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这次在代号为“Operation Dunhammer”的行动中，通过丹麦的军情局（FE）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任德国外长（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时任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以及挪威、瑞典等国领导人的电话。更不可思议的是，丹麦军情局不仅帮助美国人窃听盟国和邻国的政要，甚至连本国的政府和工业部门也不放过。

丑闻公布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均要求丹麦就此事作出说明，重申“刺探盟友，绝对不行！”的立场。欧美舆论虽然对此进行了报道，但和去年曝光“卢比孔行动”一样，在一天的新闻热度后很快归于平静。

是公众对这类丑闻已“司空见惯”？还是担心炒作此事会影响国家形象？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负面新闻犹如撒到地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再次结出“反美”的果实来。

追溯德国的“反美主义”历史，我们还能经常观察到“物极必反，器满侧倾”以及“作用与反作用”的机理体现，还有真实不虚的“因果”定律：德国精英一战后期如果没有对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方案》存有幻想和希望，也就不会在失望后产生如此深重的“厌美”情绪；如果没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崇美”和“精美”，或许也不会有后来纳粹时期的“反美”和“仇美”；二战后的西德如果没有在“美国化”之下采取单边意识形态立场，六十年代的反美倾向或许就不会那么强烈。

同理，如果没有特朗普在任内对德国的微词和对北大西洋关系的破坏，德国官民对新总统拜登的期待也就不会那么高。如今在这样相对较“高”的期待下，如果拜登对新丑闻（斯诺登表示，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深深卷入”）处置不当，也许又会引发新变化。

目前，欧美关系总体来说似乎正在改善之中。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西方国家将进一步相互抱团取暖是可以预见的。但这种由理念维系和利益驱使的“共同立场”并不能彻底根除“反美主义”现象。

今天的“亲美”谁知道就不会是未来“反美”的伏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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