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德国知识分子的眼里，美国既没有文化精英、也没有公务员阶层，那里的工人阶级还缺乏政治觉悟。可就是这么一个把追逐物质当作成功标准的社会模式，其经济竟然在具有悠久人文传统的欧洲影响越来越大。这让德国知识界感到不解、沮丧、甚至恐慌，所以，他们把“美国范”视为很难与欧洲和德国思想模式相融合的“新物渗透”（Eindringling von einer Neuartigkeit）。

2）“美国化”已与“现代化”画上等号：如艺术领域的包豪斯风格（Bauhaus）、经济领域的“优化”机制（Rationalisierung）、政治领域的“政党政治”（Parteienstaat）等。德国知识界认为，德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根基正受到很大的冲击和严重的威胁，而战败后的德国社会似乎已失去抵抗能力，而且正自觉地接受“美国化”。

3）在不少文化精英的眼里，美式现代化是一种“堕落现象”（Verfallserscheinung），因此，反美就必须反现代化。被称为“保守革命”思想大师的斯宾格勒（Oswald Sprengler）在其主要著作《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书中警告文化“衰落”（Verfall）的危险。这里的“文化”特指旧大陆的“精神价值”和德意志的“民族身份认同”。

4）魏玛时期的德国还在舔着一战留下的伤口。在德国精英的眼里，这场战争也是为了争取“德意志的民族自由”（deutsche Freiheit），亦即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的独立生存权。美国的参战不仅碾碎了德国的这个“初愿”，而且还在战后不断增加对德国的影响。在这里，“反美主义”被逐渐上升到“保护德意志文化纯洁性和增强民族身份认同感”的高度。右翼直接骂魏玛共和国是“非德意志的美国舶来品”，认为必须消灭这个“美国化”了的政治体制。

“文化反美” 与“政治反美”合流，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它不仅体现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也反映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右翼的反美与民族主义挂钩，左翼的反美则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右翼势力往往喜欢把“美国化”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冲击和破坏“民族性”的同类事物，纳粹则干脆把两者定性为“犹太人阴谋”（Weltjudentum）的具体表现。

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的“反美主义”

由于美国的再次介入，德国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野心化为泡影。与一战之后的情况不同，德国这次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完全丧失了“反美”的资本。随后的“冷战”格局导致欧洲和德国在“铁幕”之下一分为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被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反美主义” 在这里取得了类似“国教”的地位，成为其立国之本和施政义务，并与“民族主义”完全脱钩。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在政治上则照搬了“民主宪政”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彻底加入冷战反苏阵营，经济上在“马歇尔计划”之后彻底“美元化”，生活方式方面也不可逆转地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反美主义”貌似偃旗息鼓，断层明显，原先反美的右翼保守势力转而变成亲美，而冷战时期的“外来威胁”也强化了这种亲美态度。其实，“亲美”也是一种依赖美国保护的生存需求。

尽管如此，西德精英阶层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抵制情绪在20世纪50年代渐渐弥漫开来。当时的西德人实际上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一是对法西斯历史的反思（“去纳粹化”）；二是与冷战敌人的斗争；三是抵制美国式消费文化。

20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这股抵制美国的“潜能”终于再次公开爆发，并最终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欧洲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反越战游行

德国二十世纪“反美主义”的两次高潮（1920/30年代主要由右翼主导的“反美主义”和1960至1980年代由左翼引领的“反美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特点。

相同之处包括对“美元帝国主义”的批判、对本国上层建筑（政治体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等）的否定以及对受压迫民族的同理心（1933年亚瑟·穆勒的“与后起民族共命运”理论和六十年代的“团结第三世界”理论）。

不同特点是，战后联邦德国要比战前魏玛共和国的“美国化”程度深得多。左翼主导的“反美”以青年学生为主力，他们从左派国际大联合的角度出发，甘愿与为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美利坚而抗议的美国同龄人为伍，共同反对美国支持南越类似希特勒纳粹的法西斯政府，视越战为一场“阶级战争”（Klassenkrieg）。

从中亦可见，六十年代的德国“政治反美”已从“文化反美”中剥离开来，并在1980/90年代与“和平主义”潮流对接挂钩。这也是绿党诞生、发展与壮大的历史大背景。

这阶段的反美和平主义者认为，鉴于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并犯下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德国人今后决不能再动用武力，哪怕有联合国或欧洲组织的授权。他们普遍反对北约部署中程导弹（“双重协议”），反对介入两伊战争等。和魏玛时期一样，反美主义者也骂联邦德国政府是“美国产物”（Amerikanisches Erzeugnis），只不过指向不再是德国的政治体制，而是对美国的依赖。

新时期的“反美主义”出现过两次低潮：1）美国对1989/90年德国重新统一的支持再次唤起德国人对美国的感恩之心。2）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的袭击引发了德国人对美国的同情之心。

然而，这两次“间歇”时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