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的“反美主义”主要体现在“文化贬低”方面，认为欧洲文明是“阳春白雪”，美国文化是“下里巴人”。不过，它还只是“小众现象”，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合力，因而影响有限。

“反美主义”在德国大行其道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事情。

战争初期，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对欧洲战事尚在观望之中，名义上保持着中立。彼时，德国已有重量级人士发出警告：德国如果继续通过潜艇对英国实施海上封锁，必将危及美国的海权利益，华盛顿的介入只是个时间问题。右翼政党和军界主流则认为，美国出于利益和传统本来就会加入反对德国的协约国阵营（Triple Entente），所以它的所谓“中立”从一开始就是虚伪的。

1917年3月1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公布了德国外交部主政官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年初经由德驻美使馆拍给德驻墨西哥公使的一份电报。在这份公函中，齐默尔曼提出一个方案：如果美国放弃中立，德国将帮助墨西哥从南部向美国发起攻击，收复该国在1848年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中割让给美国的大约40%的领土（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尤他以及科罗拉多和怀俄明部分地区）。

“齐默尔曼电报”被英国谍报机构破译并转给了美方。文件一经公布，美国舆论为之哗然，加上此前多艘美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美国民众顿时群情激昂。1917年4月6日，美国正式向德国宣战。

但是，华盛顿宣布参战其实并非只是因为齐默尔曼的一纸电文触犯了美国众怒，更多是为了掌控战争进程以及战后秩序，为美国争取最大的政商利益。可以这么说，肢解德国并不是美国参战的首要目标。

第二年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布了充满和平精神的《十四点方案》，为建立新的战后秩序提供了蓝本。同时，《十四点方案》也让处于军事逆境中的德国看到了一线“生机”。因此，美国的宣战虽然迅速点燃了德国的“反美主义”干柴，但此火未及燎原即被基本熄灭：德国的主流舆论中，“反美主义”一度被“威尔逊热”所取代。

大战结束前一个月（1918年10月），德国政府正式向威尔逊发出调停请求。

此举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判断：1）从地缘政治方面考虑，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被“盘剥”得无路可走的德国最后倒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2）美国出于经济考虑不会希望肢解或削弱德国，因为一个积弱的德国既无力偿还赔偿，也对美国经济的扩张并无益处，只有一个“健壮”的德国才是美国产品的最佳市场。

关于第一点，德国对美国立场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美国希望德国在摒弃霍亨索伦王朝后能建立议会制宪政府，加入西方阵营。可根据当时德国国内的政情，倒向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包括德国共产党（KPD）、社民党（SPD）在内的左翼力量相当强大，而美国中意的“德国民主党”（DDP）的分量还不够。

但德国对美国经济立场的判断则是一厢情愿的。美国固然也对德国市场感兴趣，但与更大的欧洲市场相比，德国的重要性就被“弱化”了。更何况，一个富有野心和强大的德国恰恰是欧洲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此外，德国对《十四点方案》也存在严重误判。德方认为，威尔逊的“民族自主权”立场或许能让那些德族占多数的地区在战后继续留在德境内，但它忽略了威尔逊计划的重中之重：建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这一美国国际治理模式（Pax American）。

为实现这个目标，威尔逊眼睛不眨就可以牺牲德国的利益（就如当时牺牲中国的利益一样），来满足其他列强、特别是法国削弱德国的愿望。所以，《十四点方案》明确规定德国必须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法国，波森（今波兹南）划给恢复了独立的波兰。出于战后欧洲力量均衡的考虑，威尔逊也不接受德国与奥地利的合并。

德国对战后迅速加入“国联”的预判也过于乐观。美国不可能立刻接受德国入盟，因为战后德国虽然建立了共和，但政治局面相当不稳，德国民主是否能存活还是个很大的问号。后来纳粹崛起的历史也证明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综上所述，德国在巴黎和会开始前把“劫后余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十四点方案》的倡导者威尔逊身上，但这注定会落空。果然，《凡尔赛条约》1919年夏出笼后，德国舆论“大惊失色”“大失所望”。

德皇威廉二世、兴登堡元帅和鲁登道夫将军等战争主要决策者虽未受到制裁，但在法国的坚持下，德国不仅必须承认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而且还要割地（七分之一的领土）赔款（1921年4月之前必须缴付的额度为200亿帝国马克），战后军力和军工也受到严格限制（军队总人数不得超过十万）。就连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都认为《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太苛刻。

但它却给德国右翼提供了最好的口实，使其获得巨大的政治“红利”，因为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发出的种种“警告”最后都一一灵验了：譬如，不要被威尔逊的花言巧语（Sirenengesang）所迷惑； “德国建立民主政体后就会得到宽大处理”（eine maßvolle Behandlung）的说法纯属“忽悠”（Schwindel）；德国政府切莫轻信于此而放下武器。

德国漫画：“德国人，切莫忘记！”

他们利用《凡尔赛条约》的严苛，散布“背后捅刀说”（Dolchstoßlegende），认为左派因轻信威尔逊的花言巧语而对外放下武器，却在国内发动革命，致使德国丧失抵抗能力，最后不得不接受巴黎的“城下之盟”（Diktatfrieden）。在他们眼里，威尔逊及其和平宣传才是德国不幸（das deutsche Unglück）真正的始作俑者，美国是“道德沦丧”和“厚颜无耻”的世界霸权。

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虽然英法是德国受到严惩的直接推手，但曾被视为德国民族命运“希望之星”的美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却成为德国官民失落和愤怒情绪的最大宣泄目标和“敌视对象”。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反美主义”在德国第一次有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包括在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