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的“亲美”和纳粹的“反美”

一战后，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

为了应对和解决巨额赔款问题，德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发展经济，解决“民生”危机。在这个大背景下，发展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贸易关系成为德国精英阶层的共识。

一时间，“反美主义”在德国似乎偃旗息鼓，仅存于极右势力中。

与此同时，威尔逊的政治抱负，特别是他倡导的、并得到法国大力支持的“国际安全体系”（国际联盟）在国内遇到国会多数派共和党的坚决反对。

共和党更注重经济扩张、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原则，担心威尔逊热衷的“国联”计划会将美国过度拖入欧洲冲突和国际治理的泥沼中，从而损害美国长远的经济利益。

最终，《凡尔赛条约》未获国会通过。

有趣的是，这个结果不仅没有削弱、反倒强化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仲裁者”身份：战时的盟友因欠了美国不少贷款而有求于华盛顿；战败的德国因美国在赔款委员会中“一言九鼎”的主席身份而不得不仰其鼻息。

作为新的“世界霸主”，美国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由自己领导的所谓“非歧视性”（包括对德国）的世界经济秩序。魏玛共和国政府于是又开始“做梦”，希望如日中天的美利坚能帮助弱化苛刻的巴黎和约条款。

1921年夏，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所谓的《波特-诺克斯决议》（Porter-Knox-Resolution），为与德国签订单独议和条约奠定了政治基础。德国外长罗森（Friedrich Rosen）立即作出积极响应。共和党人哈定（Warren Harding）当选总统后，德美很快签署“特别和约”（亦叫“单独和约”），史称《柏林条约》。

对德国而言，该协议的最大好处是实际上修改了《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德国对美国的战争赔偿数额不再由美国一方、而是由一个专门成立的联合仲裁法庭来决定。

美国此举并非出于“慈善”立场，而是因为当时美国在“战时经济”转向“常态经济”的过程中正面临不小的挑战。还有，德国恢复经济急需外资投入，对食品和农产品的需求也很大。美国当然不想让英法捷足先登，钻了这个空子。

1923年，魏玛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签署贸易协定；第二年，美国推出“道威斯计划”（der Dawes-Plan），对德国战争赔偿做出了符合德国实际经济能力的新规定；1929年夏，“道威斯计划”被“扬格计划”（Young-Plan）取代，再次降低德国赔款的标准。

德国由此成为美国在欧洲最大的销售市场，两国关系随之进入“蜜月期”。

可惜好景不长。德美日益紧密的关系毁于1929年10月24日由纽约股市崩盘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美国对德国的援助贷款被迫停止，魏玛共和国失业率飚升，1932年时逼近30%。民众疯狂支持纳粹党和共产党，大城市的政治风标明显转向左右极端政治势力。

为了凝聚力量，极右党派竭尽各种煽动之能事，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重弹历史上的“反美主义”老调。只不过，这次还加上了“反犹主义”、“反资本”等“阴谋论”元素。譬如，1）美国作为强大的金融帝国，正在干涉穷困潦倒的德国的内政，使其更加依赖于它。2）美国如今已成为“犹太之国”。3）所谓“美国化”或“亲美主义”其实就是“犹太精神”（Judengeist）之体现。4）经济大萧条始于华尔街股灾，而资本的幕后推手犹太人就是这场全球灾难的始作俑者。

在这一语境下，本来是帮助协调赔款问题的“扬格计划”也被极右势力说成是“美元帝国主义（Dollarimperialismus）殖民德国的一种尝试。

纳粹党领袖希特勒明确表示：美国的参战和“扬格计划”的实施都是美国金融高层的阴谋；美利坚合众国广袤疆域本来是北欧白人打下的基础，但最后却被贪婪钱财的犹太人所取代。他的结论是：拥有如此庞大的国体，加上犹太世界观在那里的影响持续增长，美国将会是个最危险的国家，也是德国未来“绝对”的敌手。

1941年冬纳粹德国对美宣战后，希特勒曾说过以下这段话：“我之所以不相信美国有什么伟大的前途，因为在我眼里它是个腐朽腐败的国家……对我而言，一个英国人要比一个美国人好一千倍……我对亲美主义充满仇恨和厌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比美国）更亲近一些……从精神状态上看，美国就是一个半犹太化半黑人化的社会。”

魏玛共和国时期，摇动“反美主义”这杆大旗的不仅是右翼，也包括左翼。“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和共产党人认为威尔逊计划建立的国际秩序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最大阻力。只不过，随着纳粹1933年最终上台，德国二、三十年代的“反美主义”更多被涂上了右翼的褐色颜料。

文化“反美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新大陆的“大众文化”（Massenkultur）带着其特有的现代化活力和魅力在欧罗巴登陆，对欧洲传统的“雅致文化”（亦称“精英文化”，“纯粹文化”，“典范文化”）及其代表阶层“贵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20世纪之前的欧洲政治史其实就是一部贵族史。在此前的上千年历史中，欧洲贵族阶层主宰着政局，引领着文化。特别是在中世纪长期主导神圣罗帝国的德国贵族，不仅与欧洲其他王朝有着血脉关系，而且还自视是贵族中的贵族和精英文化的化身，即便在英法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后，他们依然牢牢操控着德意志诸邦。

但是，这种“精英文化”只有在威权和皇权体制下才能得以延续和维持，也就是说，精英们必须掌握政治的统治权和文化的引领权。随着一战后欧洲帝制的崩溃和民主意识的普及，“美国式”大众文化在欧洲旧大陆的传播已势不可挡。

传统上趋于保守的德国人也开始接受甚至着迷于爵士音乐，美国流行歌手的歌曲到处可闻，好莱坞影片深受民众的欢迎，影院文化渐渐走俏。

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自传1923年在德国出版后，这位美国企业家的装配流水线技术很快被德国大企业采纳。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效率模式”也受到工业家们的青睐。体现在“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中的“信用创新”也很快被德国人接受。

难怪法国学者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曾主张把德国从欧洲整体中排除出去，因为在他眼里，德国已变成“欧洲的美国”。

如果说“反犹主义”（Antisemetismus）扎根于欧洲和德国的宗教传统中的话，那么，“反美主义”的源头则完全可以在德国的文化优越感中找到。

对自身文化极度骄傲的贵族们最先和最深感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因而也最鄙视和最反对这种被他们视为“下里巴人”的所谓“新文化”。换而言之，德国的“文化反美”最开始并非出于对美国文化的了解，而是出自一种“危机感”，即自己的“雅致文化”受到冲击、挑战和渗透后产生的一种本能反应。

出于这种本能或傲慢与偏见，德国的“反美主义”具体表现如下：一方面竭力贬低和污名化美国的“大众文化”，最典型的说辞就是“美国是没有文化和历史的精神沙漠”；另一方面则大力突出和弘扬德意志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

譬如刚进入20世纪就与世长辞的尼采，虽未亲眼目睹美国“大众文化”在德国的泛滥，却以一个哲学家的敏锐预感到了这一趋势。他把美国工业和技术的威力批评为一种精神的空虚，美国人喘不过气的劳作是新世界独一无二的罪恶。

早在一战之前，美国大众文化就显现出了向欧洲蔓延的势头，德国知识精英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同行一道发出了抵制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呼声。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诺尔特（Ernst Nolte）甚至认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本身不是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回应，而是对“美国模式”的一种对抗。

由此可见，德国的“反美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保护主义”的表现，而且历来都是由精英引领的。譬如，早期的“文化贬低”源自贵族阶层，后来的政治“反美”来自左右极端政党，甚至还包括中产阶级和知识界。

1915年，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松姆巴特（Werner Sombart）发表《商人与英雄》（Händler und Helden）一文。

松姆巴特：“商人做交易，英雄作牺牲”

他对英国的“重商主义”与德国的“英雄主义”进行了对比，洋洋洒洒列举了数千年以来对“资本家和商业主义者”（Kapitalisten und "Kommerzialisten"）的不良印象（也包括成见），得出“商人做交易，英雄作牺牲” （Der Händler macht ein Geschäft, der Held bringt ein Opfer）、“商人张口即权利，英雄所言皆义务”（Der Händler spricht nur von Rechten, der Held nur von Pflichten, die er hat.）的“两极化”结论。

一篇抨击英国“重商主义”的文章，后来怎么会变成“反美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呢？

德国文化精英的的逻辑是：既然英国是“商人”，那么，与英国一脉相承且体积更大的美国自然就是“超级商人”（Superhändler），是更大的唯利是图者。

由于右翼主导的“反美主义”主要服务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所以，松姆巴特强调德意志文化和精神传统的理论被披上“爱国主义”外衣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个德国知识分子反美代表是一个叫哈菲尔德（Adolf Halfeld）的记者。他在一战后受雇多家德国媒体，常驻美国。1927年，他发表了一本畅销书《美国与美国化 —— 一个德国人和欧洲人的批判性审视》。该书至今仍被视为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反美主义”的经典之作。

与今日西方很多驻外记者一样，哈菲尔德也没有去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而是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强化偏见和成见。他虽然承认大机器生产“无疑是伟大的新生事物”（gewiss etwas großartig Neues），却把目光只盯着其负面效应，指出“规则的至高无上”意味着“自由意志的消亡”。他用栩栩如生的写作手法，迎合了德国人中业已存在的观点：德国高雅的精神文化与美国堕落的物质文明之间横卧着一道无法逾越的深壑（ein unüberbrückbarer Abgrund）。

希特勒上台前夕，哈菲尔德返回德国，并于1939年加入纳粹党。他生前一直从事报业工作，没有停止过写作和翻译。

那么，这一时期德国“文化反美” 与“政治反美”合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