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里明确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如何理解国有企业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国企改革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难题？2019年7月3日晚，人大重阳对话名家讲座邀请到被誉为“杨分类”的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分享“国有企业改革逻辑的演变与反思”。本文由速录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阅。

杨瑞龙：

中国的改革从安徽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80年代初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把市场机制引到计划体制里来。基于这个目标，改革的重点就聚焦到国有企业上来，因为你要有市场，重点不是放开价格，而是要有市场主体，当它能够灵敏地对市场供求做出反应，市场机制才能起作用。当时中国城市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国有企业，还有一小部分集体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就成为应有之义了。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呢？当时也非常明确，叫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时候，改革的目标是：要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因此，没有一项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非常早就找到清晰的目标。

我们发现，改了40年，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非常艰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中国既要放弃计划体制，同时又不想复制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我们想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是什么呢？我们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定义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公有制为主当然最终要通过国有经济为主导来实现。

这样一来我们有两个目标：一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最终要通过国有经济主导来体现；二是想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或基础性作用。既要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又想让国有企业扮演公有制为主的载体，这个目标应该说是前无古人的。把国有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很简单，产权非国有就能解决。但既要让企业保持国有，又要它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市场主体并不很容易。因此，我们做了很多探索。

国企改革（资料图/IC photo）

国企改革的探索逻辑

第一阶段：放权让利逻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1978-1984）。80年代初我们探索“放权让利”改革。所有权是国家的，经营权也是国家的，怎么给企业下放一定自主权，当时主要的改革是利润留成制度以及两步利改税这样的改革，尽管带来了活力，但离我们的改革目标还非常遥远。

第二阶段：两权分离逻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1985-1991）。80年代中期，我们希望通过两权分离的方式来实现目标，即所有权是国家的，通过选择一定的企业组织形式，把经营自主权放给企业，具体形式是承包制、租赁制。六年来确实提高了一些企业活力，但离我们的目标还是很遥远。承包制、租赁制能下放权力却很难下放责任，因此企业行为普遍短期化。

第三阶段：产权多元化逻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1992-1997）。到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们的改革重心就转变为产权多元化条件下的一种国有企业改革，具体形式就是股份制改造。这样的探索有个概念叫“现代企业制度”，内涵为四句话：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具体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在国有企业里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把国有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到了那个阶段的改革，我们所讲的国有企业和传统意义上讲的国有企业概念就不一样了，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指企业是国家的，但到90年代的国有企业指企业里的国有股份占主体、占支配地位。

第四阶段：“抓大放小”逻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1998-2002）。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开始搞抓大放小，本世纪初主要是对所有权约束机制，特别是对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本身进行了一次改造。

经历了40年的改革，成就不可谓不大，但我们的目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是没有实现。中国的改革在这40年有很大的进步，话语体系也有很大的变化，唯独国有企业在基本逻辑、基本话语体系没有多大的变化。过去20年里，国有企业改革在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上没太大进展，我们还是在老问题上打圈圈。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不想改吗？党的文件里对国有企业改革很重视，但为什么这个很重视的改革过去二十年没有太大进展呢？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我认为，主要在改革的逻辑上出了问题。

问题在于，过去的改革逻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思路：既想保持企业公有制性质，又想找到恰当的企业组织形式，让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我们找了很多种形式，从放权让利到股份制改造，我发现这样的改革有两个矛盾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