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结构与文明原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主体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文明结构：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的西周礼乐文明

中国革命、中国早期现代化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历史准备，而从更长的文明历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根源于中国文明，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根源于中国文明的底层文明结构及其文明原理。

中国文明的底层文明结构就是三千年前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的西周礼乐文明。周公制礼做乐的工作就是集文明大成的工作，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篇》）百世为三千年，孔子自信于三千年后的中国之可知，就在于西周文明所奠定的中国文明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连续性。

西周礼乐文明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最早走出了宗教，成为人文性文明并一直保持这种人文性。西方虽在雅典城邦时也一度出现人文性，但为时有限，到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尤其在漫长的中世纪又重新回到宗教性，等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受到中国儒家的影响才算走出宗教。

西周礼乐文明之礼、乐二者各有其分工、职能。《礼记·乐记》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代表别异之秩序，乐代表合同之和谐。集三代之大成的西周礼乐文明的核心文化价值是“亲亲”（合同）与“尊尊”（别异），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亲亲”“尊尊”的文化价值观全面落实于制度层面。“亲亲”就是在社会层面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自组织，强调孝悌；“尊尊”就是在政治层面的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中国文明传统将周公、孔子并称为“周孔”，周公的贡献在于创制，孔子以及孟子则将礼乐文明的抽象精神、文化价值观提炼为“仁”与“义”，“亲亲”为仁，“尊尊”为义。

西周实行分封制及宗法制，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在宗法制下的叔伯关系，或者是通过联姻而形成的甥舅关系，家国一体。秦汉以下的郡县制，则是将国家与百姓的关系拟血缘化类推，将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与百姓的关系比拟、类推为父母官与子民的共同体关系。其实《诗经》已形成“民之父母”的思想，《大学》就引用了《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中的“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的诗句。

《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篇，在于阐明礼乐文明的文明原理，“修齐治平”的核心思想直接道出了中国礼乐文明的政治与社会一体、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大学》开篇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文化价值理想也就是在国家政治层面的德性政治，在社会、百姓日常层面的德性生活。善既是政（善政、仁政），也是文、教（善人、善教），政教一体而皆为人文性，大不同于西方的政为世俗政治，教则为基督宗教。这就是王国维所说西周礼乐文明建构了道德团体。

中国式现代化在扎根于中国文明的底层文明结构的同时，最终消化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古今之变”的问题在更高层面上再次转化为“古今一体”的问题，从而在成功应对西方现代化冲击之后，继续保持中国文明连续未断裂。

（二）继承家国天下一体、天地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以及“至善”的价值理想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根本上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家国天下一体的共同体意识的继承，同时也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相应、天地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的继承。

中国式现代化在根本上追求的是德性生活。德性作为优先价值选择，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部。

王船山对“善”的诠释非常深刻。他不是按通行想法将“善”理解为道德的主观态度，而是把“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完全是客观行为的结果。而《大学》中的“至善”，则是“皆得咸宜”，把每一件事都做到适宜，恰到好处。中国式现代化将作为优先价值的德性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部而朝向“至善”之价值理想追求，意味着经过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韧性立住了，在更高层面重新回到过往中国之为“礼义之邦”，礼义也就是德性。

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国文明的家国天下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天地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以及“止于至善”的价值理想的继承、发扬，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可大可久之所在。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了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三）中国式现代化大本大源的文明原理：“可大可久之道”来自“元亨利贞”“保合太和”“乾坤并建”与“中正之道”

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更深层地来自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五经之首的《周易》。王船山认为《周易》的八卦、六十四卦卦辞、爻辞、《易传》（即《十翼》）历经伏羲、周文王、周武王、孔子等“四圣”而“四圣同揆”。“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历四圣而始成的《周易》将西周礼乐文明提升到“道”的抽象、普遍的文明原理高度。礼乐文明之“人道”取法于《周易》之“天道”，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此，而不能窄化为今天的保护环境。要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就要深入《周易》的文明原理，这是最具根本性的大本大源之所在。

1. 元亨利贞

《周易》为五经之首，乾卦则为《周易》六十四卦之首卦，地位重要，对《周易》做系统解释的《易传》认为乾、坤这起始二卦，代表着《周易》之门户，《易传》被认为是孔子所作。理解乾、坤二卦，也就能进入《周易》之门。乾卦象征“天”，坤卦代表“地”，二者代表天地的创生之德，即“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诠释。“元”，表示元初，表示德性初始之至善、纯粹无私，也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不息之德，是“仁”之德性，初心正出于此。“亨”表示亨通广大，始终葆有“元”之纯粹无私之善，就能不断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而事业大发展。事业大发展产生大的利益，就出现如何合理分配利益而达到和谐的问题。《易传》强调“利者，义之和也”。《周易》理解的真正的“利”不是少部分人的一己之私利、一时之短期利益，更非零和博弈、一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充分考虑到全体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照顾到广大百姓的普遍利益，让各方各得其宜从而各方谐和、满意。“贞”是稳固而持久，只有做到“利者，义之和也”，才能贞固永久。

“元亨利贞”四德合在一起，表示“可大可久之道”。大而能久，根本上来自初心的至善、纯洁、无私。始终葆有初心之纯粹，虽开始力量微小，但由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所以最终能发展壮大并持久。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起点和终点完全不同。西方现代化的起点是战争、侵略、殖民、掠夺，终点是造成内外巨大贫富差距。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终点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以中国的发展带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和终点的深层文明原理就是元亨利贞，能可大可久。

2. 保合太和

《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强调阴、阳二者之间的和谐一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孤阳不生，独阴不长。阴、阳二者之间的和谐、共济一体是“太和”，即最高的和谐，这就是乾卦《彖辞》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明清故宫以太和殿为尊，正是这方面的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贯穿着家国天下、天地人等各种关系的和谐，而各种关系的总体和谐、普遍和谐也就是“太和”。

3. 乾坤并建

《周易》的每一卦由上下六个爻构成，六爻都是纯粹阳爻的乾卦代表纯阳，六爻都是纯粹阴爻的坤卦代表纯阴。王船山提出“乾坤并建”，即乾、坤二卦同等重要。乾卦大象辞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大象辞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文明主体性，厚德载物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外的学习精神，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洋为中用”。但学习不是白板式的，是立足于自身，在向外学习的同时始终保持文明的主体性，这也就是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中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也正是对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二者并重。

4. 中正之道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动态思维，不像古希腊是原子式的静态思维。《周易》强调“时位中”，也就是中道、中正之道。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全面统筹协调各种关系，正是体现了《周易》的中正之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在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的一阴一阳之间取“执两用中”的中正之道，而不是乾卦最上一爻——上九爻的爻辞“亢龙有悔”，以及坤卦最上一爻——上六爻的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荡而不返、物极必反。唯执两用中的中正之道，方能可大可久。

中国历史的主体性与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两重主体性。但大而言之，拉长历史，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拉到三千年前的西周文明，则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也就属于中国历史的主体性，故而这两重主体性也是通贯一体的。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而这些独特性要与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加以思考。

除了历史主体性与文明主体性这两重主体性，还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三重主体性，即实践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