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茂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复兴最终将是中国文明的伟大文明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也根源于中国文明。

2023年2月7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明、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别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主体性、历史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这三重主体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即文明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明原理，也就是具有超越性、普遍性的新的“可大可久之道”。中国社会主义克服了过去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难以克服的现代性危机，将为世界下一个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力，同时也为中国开创千年新局。

2019年6月23日无人机拍摄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宫殿区。（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一、中国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历史”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体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建设“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七十多年的长期实践探索，终于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艰巨的事业，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到1949年领导的中国革命，革命本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革命和现代化二者不能割裂。

进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作为整全的、通贯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包括中国近现代的中国现代化的挫折以及宋、元、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于现代化不同因素的长时段的历史准备及其挫折。中国式现代化要放在大历史的纵深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一）中国式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

新中国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快速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传统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接受了苏联的援助，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美国入侵朝鲜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不畏美国霸权，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同时也免除了苏联东西两线面对美国的压力，极大缓解了苏联在西线的压力。为此，苏联先后向中国援建了156项工程。通过这156项工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展开，中国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又克服了苏联过于强调中央计划而忽略地方积极性的弊病，强调同时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当两国交恶、苏联撤走专家，美国继续对中国封锁时，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彻底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的“彻底性”给中国带来的意义，一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彻底性的意义。这两个“彻底性”，使得中国的道路探索更为艰巨、复杂，但带来的经验、智慧是最为丰富、完整、全面而持久的。

正是由于前三十年中国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初步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改革开放后才能以超大市场、完整工业体系以及熟练工人这些叠加优势吸引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人才与资本。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加工厂，进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家，具有世界最为完整与极富韧性的供应链与全产业链。中国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底色，与前三十年一样，一以贯之地坚持独立自主。

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演进到以数字文明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新四化”。在数字文明时代，以中国的5G技术领先于世界为代表，中国第一次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上与西方并驾齐驱。早在2000年初，习近平就看到了数字文明的未来，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对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对于今天的中国、今后的中国，都是一笔伟大的精神遗产。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遗产的意义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革命与现代化绝不是二元对立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革命具有现代化的特征”，“革命是现代化观念的终极表现”。中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根本上在于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少部分人、少部分地区的片面的现代化，就首先要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的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因为打倒了外部敌人，国家独立，所以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的新时代，中国可以持续走一条独立自主而非依附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因为打倒了内部敌人，人民解放，所以新中国走的现代化道路始终保持中国社会主义的底色，也就是始终坚持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高度组织动员的举国体制的特点，在根本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根本上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现代化道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同时是一场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具有天翻地覆意义的社会革命。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结构后在新地基上的现代化。

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毛泽东以大历史的战略思维，看到了历史，也就看到未来。在这里，“历史”指明清以来农民失去土地，而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依附性经济体，农民失地加剧；“未来”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未来道路不同于过往苏联的中心城市武装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具有战略指导性意义。

（三）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各种尝试及失败的根本原因

晚清以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民国的现代化，都是中国对于现代化的各种道路的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就亨廷顿所说“革命具有现代化的特征”，“革命是现代化观念的终极表现”而言，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同样没有成功。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分析“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北伐战争没有成功，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在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彻底性。晚清以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民国的现代化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基于中国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进行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的革命，并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相较而言，唯有中国共产党成功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其建立在深厚历史意识基础上的战略思维，动态把握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性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宋、元、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不同要素的长时段历史准备

中国式现代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不仅体现于中国近代史，还潜在地体现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具体而言，是宋、元、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不同要素做了长时段的历史准备。虽然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比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更早遇到挫折，但是其中的几个核心要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彻底、有效的激活，这就是历史辩证法之所在，也是“理势合一”之所在。

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于中国现代化长时段历史准备的第一个要素，是宋朝开始出现的平民社会以及礼教下移带来的普通民众的道德觉悟的提升。晚唐五代持续发生战乱，世家大族被摧毁，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从世家大族的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的社会大变迁，这一社会大变迁是长期的历史过程。理学的产生正是因应中国社会的这一大变迁。宋明理学从宋代朱熹的“天理观”到明代王阳明的“良知说”的流行，从长时段历史来看是礼教下移的过程。礼教下移，乃是宋明理学家强调的礼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内化于心的道德觉悟，从平民士大夫精英逐渐下移到普通民众。

礼教下移离不开四书在宋代的兴起。科举考试是中国社会流动的关键所在，宋以下的平民社会的精英选拔更是通过科举考试。元朝以下的科举考试科目，四书上升到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取士之教材标准。四书尤其是其中篇幅更短的《大学》《中庸》，相较五经之复杂、繁难而经年累月不易掌握，则远为简易，容易掌握，《大学》《中庸》同时能“立乎其大”，直截又系统，能“下学上达”，能“明明德”“新民”而最终追求“止于至善”。《大学》《中庸》之简易对应着平民社会的中等阶层。明清的礼教下移，则是较《大学》《中庸》之简易而更为普及化、平民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组织动员最大多数民众共同参与、共同奋斗的现代化，而对于广大民众最有效的组织动员就是激发民众的自觉参与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基层实行的“群众路线”，不止是现代化的政党的组织、动员，同时应看作是明清以来礼教下移带来的道德觉悟、道德自觉在现代的彻底化。所以说宋代以下平民社会以及民众的自我觉悟的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准备了第一个要素。

南宋虽偏居南方，但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形成了中国文明意识的强大文化内聚力，这是此后能对元清两朝统治者形成文化同化力的关键。元朝的建立重新打通并扩大了唐朝在欧亚大陆的贸易往来，可谓是以中国为主导的早期全球化。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在全球化下的现代化，所以说元朝打通并扩大欧亚大陆的贸易往来具有早期全球化特点，为中国式现代化准备了第二个要素。

元朝打通欧亚大陆，形成早期全球化，当年的《马可·波罗游记》以及今天“一带一路”的复兴，都是在这一历史脉络之下。这一进程在明清得到发展，包括明中后期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实质性取代铜钱的位置。白银扩大了国内市场的统一，放大了市场、商品经济的动能，同时也加大了经济的波动。由铜钱到白银的转换进程，对于原有的建立在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秩序形成潜在而持久的冲击，中国尚在初期的适应过程中。学术界对于这一历史进程的研究，集中表现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50年代兴起的对于明清资本主义因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近代因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而受挫的讨论热潮。

明中后期土地兼并，一方面大量农民丧失土地，另一方面大量原来居住在乡村的地主乡绅搬到城市生活，出现所谓不在地的地主，这样原有的乡绅与农民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逐渐被破坏，明清由此出现一些土豪劣绅，以及相应的民变。明清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丧失土地以及农民反抗，为中国革命准备了内部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准备了第三个要素。

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做的历史准备，一方面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分层以及朝向一体化，另一方面就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对于豪绅的抵抗。这就是卡尔·波兰尼所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破坏带来反向的保护社会运动的兴起。

平民社会的民众觉悟、全球化、市场经济与革命动力，就是宋、元、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分别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时段历史准备。

“中国式现代化”之为“中国式”，意味着“中国历史”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体性的存在，中国历史是作为整全而非碎片的中国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做了长时段的历史准备。故而历史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对立的，中国历史并没有缺席中国式现代化，而是以历史的巨大潜能、多种动力深度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尽管表面上不易察觉。

从大历史、长时段历史来看，中国历史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厚遗产，正如中国革命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厚遗产。这两个遗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贯通一体。二者在理势合一的意义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做了“势”的长期准备。

（五）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器”让中国文化复兴并在精神上超过资本主义世界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持续侵略中国，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中国有识之士看到西方船坚炮利背后是其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了“抵御帝国主义”，中国开启学习西方各国现代化的过程，最早现代化的英国、法国，后发的德国、美国，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都在中国学习之列。

向西方学习，先是集中在船坚炮利，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的实质就是工业现代化。中国文明强调“道器一体”，贯穿着对于“道”的极端重视，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强调思想、理论、文化的指导性作用。大一统国家的内部统一，首先需要统一思想，才能统一行动，而思想的统一是有机的统一，这就要求思想上升到“道”的普遍性的高度。基于中国思维这一特点，中国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学习，除了由船坚炮利表现于器物层面的工业现代化之外，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中国向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学习的失败：“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他进而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学习，需要有统一的思想文化精神即“道”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大一统的现代化，中国文明维系大一统离不开统一的大道，而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中国新的“道”。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精神武器，中国文化才得以复兴，并在精神上超过资本主义世界。

中国文化复兴并在精神上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即掌握文化领导权，还要有持续增强、巩固的长期过程。今天的“文化自信”就是这一长期历史过程的自然延伸与新阶段发展。

（六）“中国式”新道路对“西方式”旧道路之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新道路，毫无疑问是针对过去西方现代化的旧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在西方列强内部有霸权的争夺与更替，但对非西方世界，则将其以一神论为底色的西方现代化加以普遍化，从而贬低非西方世界，同时以炮舰和笔（西方知识）让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的规训，从而自我否定其历史、文化、传统，并将它们纳入世界市场，“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以其打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被其侵略、殖民、压迫的非西方世界国家变为依附式、边缘化发展的国家，试图加以永久性的固化。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

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掘墓人的论断，与卡尔·波兰尼对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破坏市场的同时产生反向的保护社会运动的论断异曲同工，二者分别揭示了资本主义对内、对外压迫的同时，也在内、外造成了反抗者，国内革命的动力与世界革命的动力也正在于此。

西方将其现代化话语及形塑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世界历史话语，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将其他者化，使其在丧失历史主体性的同时也在现代化发展上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依附式、边缘式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从大历史来看，正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引进、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要以此化解马克思所批判的西方现代化的资本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