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性

（一）传统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火淬炼

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既要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探索，又要看到宋元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所做的更长期的历史准备，再往上更是习焉不察的五千多年的中国文明的影响，尤其是三千年前西周礼乐文明的底层结构以及文明原理在更长历史时段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深层次也最不易觉察的影响。

由近的百年而及远的三千年的历史文明影响，并非自动、自在、自明地起作用，而是需要被激发、被调动。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引进马克思主义并加以中国化，激活了中国历史文明传统的潜在动能。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不是静态自然呈现的，在现代世界需要经过革命之火的淬炼，需要有效应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冲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委实不易，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上升到“道”的高度。这就是对毛泽东的《实践论》温故而知新的认识论意义所在。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最大程度地激活、调动中国文明传统的巨大潜能来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文明传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底层结构之“体”。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与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历史文明传统，二者互为体用。

（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具有高度领导组织动员能力的领导核心，而领导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路径选择。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体关系的角度，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中的“团结奋斗”做出诠释。

“团结奋斗”这四个字看似再平常不过，但恰恰是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浅白的政治语言中对政治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的共同性做出最直观、最本质的概括。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既是现代的，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底层结构。《周易》的同人卦、大有卦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深刻哲学。同人卦卦辞说“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只要万众一心，就能共渡难关。同人卦紧接着的是大有卦，《周易》《序卦传》解释同人、大有的内在逻辑演进关系——“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于大有”，上下同心同德就能成就伟业。

全党上下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组织、动员对象的中国人民，二者是一体相生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同样，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民众就是一盘散沙，也就不成其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的论断，最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党组织’，同时也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全面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政治学意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体关系也就是王船山所说“乾坤并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一体的关系。乾为阳，为主，为领导者、创造者，坤为阴，为从，为被领导者、执行者，而乾卦内在也有坤卦之德性，坤卦内在同样也有乾卦之德性。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共产党又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和首创精神。今天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性。

（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可大可久：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的内外统一

建立在中国深厚历史文明传统基础上的历史智慧深知“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道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可大可久、中国社会主义的可大可久，根本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如中国文明能保持连续而未断裂，离不开作为国家治理核心的士大夫政治的德性政治、贤能政治及其成己成人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士大夫精神。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以及“党纪严于国法”，是当今世界政党所独有的，根本上是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日新其德”文明传统精神的继承与创新，这也就是《周易》首卦乾卦九三爻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所表达的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与道德紧张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明确将自我革命制度化，有助于完善党的自我监督。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回答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的问题，给出人民监督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它与第二个答案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两个答案具有统一性，二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建构的新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本质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我革命、人民监督一内一外，辩证地统一于党和人民的一体关系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永远保持赶考的心态，“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自我革命精神，在根本上保证第二个百年中国的可大可久。

一列复兴号高铁列车从京张高铁驶过居庸关长城（2020年10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四、新的“可大可久之道”：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主体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中国文明、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别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主体性、历史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这三重主体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即文明逻辑（或者说是文化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实践、历史、文明这三重主体性、三重逻辑，由近及远，从新时代不断往上回溯到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正说明中国传统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不是感叹时光流逝，不是不为世用的消极，而是对于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积极的态度。流水无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水，水流过程中有曲折、顿挫，这就是中国历史文明传统中“古今之变”与“古今一体”的统一。

中国文明的连续、未断裂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春秋公羊传》记载当时中国面对四周夷狄的入侵，“中国不绝若线”，这与《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几乎是一样的。中国作为农业文明国家，历史上经常面临活跃在欧亚大陆上的北方游牧文明的挑战，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也往往与此有关，但中国每次都能由短暂的分裂走向更大的统一。中原农业文明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有对北方游牧文明的融化，这就是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

所谓“《易》有三名”，即变易、简易、不易，《周易》的哲学思维是变化，“变化”之为变化，不是杂糅，重要的是对于变的转化，变而能化，化的目的、结果最终是为我所用、为今所用。中国历史上面对北方游牧文明、印度佛教以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挑战，最终皆能以“中国化”来化之。

中国文明传统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史、文明这三重主体性、三重逻辑通贯为一体，最终中国式现代化也转化为中国新文明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古今之变”再度转化为新的“古今一体”，中国在保持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的同时，也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为世界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选择，乃是在宋明理学“理一分殊”意义上，即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跟中国一样，都要结合本国自身的历史、文化、现实加以学习、转化，它们同样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实践的三重主体性、三重逻辑性的问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1. 贯通“古今中西马”的文明集大成特点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是以毛泽东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古今中外法”，处理好古今，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的遗产”。处理好中西、中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中、西、马三者尤其是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马克思主义要管用，就不能是本本主义，而是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伟大的中国文明传统，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此，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贯通“古今中西马”的文明集大成特点。

2. 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熔铸为一体并贯穿社会主义“大道”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熔铸为一体，并以社会主义之“大道”、根本原则贯穿其中。

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挨打，进而赶超，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首先是在工业文明方面赶超的历史，而在正在到来的数字文明时代，中国在起点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可谓同步，尤其是在5G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数字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高度契合，数字文明的互联互通的思维与中国农业文明的思维高度相通。数字化也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高度契合，数字化技术将使大一统更为彻底。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有可能重新领先于世界，从而“回到历史的中国”。

数字、互联网是没有历史纵深的，但在中国，在“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意义上的中国，数字、互联网企业既不能不懂政治，也不能没有历史的纵深。对于数字、互联网企业和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而言，他们都需要在中国历史的纵深以及文明意识中克服互联网“荡而不返”的偏执，中国历史将展示其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当然此所谓中国历史不是豆丁之学，而是中国历史传统中贯穿的文明意识、文明原理。

进入数字文明，是否就意味着远离过往的农业文明？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的确如此，但对于具有农业文明大国传统的中国来说，则完全不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会以农业文明大国的思维，结合数字化技术与思维来发展新的工商业和数字经济，重建人与土地的共生关系，包括人在具体时空中的历史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熔铸为一体，并以社会主义之“大道”、根本原则贯穿其中的深意所在。

3. 贯穿“止于至善”“保合太和”的社会主义“大道”

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文明的整全性，也就是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科技为一体，五位一体的文明深意即在于此。中国共产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先，而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优先。政治优先的根本意涵是以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而非以资本的少数人利益、短期利益优先，这样就能既利用资本，又规训资本。由此，则有政治与经济的一体，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同样，政治也深深融入全体社会而成为一体，而不是西方式的所谓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对立。

中国文明传统强调“政者，正也”，政治优先，以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也意味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科技中贯穿着德性优先，“止于至善”“保合太和”的社会主义“大道”。这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的深意所在。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开未来中国千年新局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文明史意义在于这是继西周分封制、秦汉以下的郡县制之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将开未来中国千年新局，为世界下一个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而是以阳化阴，以社会之“善”转化资本之“恶”，最终涵摄、超越、转化西方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王船山所说的“命日受则性日生”的文明生长性。一方面，新文明需要以中国的实践不断丰富、完善；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共同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未来的方向不是“后现代”，而是“现代”化入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文明的更新、创造。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