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08年在奥里萨的坎达马尔（Kandhamal）县，印度教化的部落社群对达利特基督徒的暴力攻击事件，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

世界印度教大会和猴王军直接参与和组织了暴力事件。世界印度教大会自20世纪60年代就在这个部落集中的地区活动，着力于使部落印度教化，而被它作为对立面的，是当地作为少数社群的达利特基督徒。长期的仇恨宣传造成了两个社群的关系极化和暴力冲突，最终发展成大规模骚乱。

案例统计和经验研究也表明，在那些有反改宗法的邦，更可能出现对基督徒的暴力迫害。2020年10月，国民志愿服务团和世界印度教大会共同决定，将在全国范围内的部落地区，挨家挨户开展印度教的宣传活动，以遏制部落民的改宗，并将他们的改宗称之为暴力。他们还宣称正在跟很多邦政府沟通，希望更多的邦通过反改宗的法律。

2020年11月，印度人口最多（2.2亿）的北方邦颁布了迄今为止最受争议的反改宗法，没有婉称《宗教自由法》，而是直白地称为《禁止非法改宗法令》（Prohibition of Unlawful Conversion of Religion Ordiance）。该法令在2021年2月25日被邦议会通过的《禁止非法改宗议案》（Prohibition of Unlawful Conversion of Religion Bill）取代。除了跟其他反改宗法一样禁止以强制和欺骗方式的改宗之外，还特别禁止“通过婚姻改宗”，如果改宗仅为了结婚，婚姻将被宣告无效。在婚后希望改宗的人需要向县行政长官提出申请。这一法令因而被媒体称为“反‘爱情圣战’法”。

何谓“爱情圣战”（love-jihad）？这是2009年以来一些印度教右翼分子利用社交媒体传播到全印度的谣言——说在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和伊斯兰国家的资助下，印度穆斯林社群训练年轻男子引诱并与印度教女性结婚，从而让其改宗伊斯兰教。尽管印度的情报机构和警方的调查都没有发现证据，但这没有妨碍谣言的流行。在印度教右翼组织的推波助澜之下，在很多地方，跨宗教的恋爱和婚姻受到各方面的骚扰，从恐慌的亲属到印度教右翼行动分子，乃至警察和法庭。

印人党把“爱情圣战”谣言和反“爱情圣战”宣传运用于选举动员，从而极化地方印度教社群与穆斯林社群的关系，这方面最突出的案例是2013年北方邦西部穆扎法那加尔（Muzaffarnagar）的印穆宗教社群骚乱。骚乱中62人丧生，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村庄，穆斯林逃离家园，超过5万穆斯林流离失所。在少量穆斯林占多数的村庄，印度教徒也选择了逃离。接下来在2014年的人民院大选中，原本在该地区没有过任何胜绩的印人党赢得了全部席位。2017年，印人党赢得了北方邦议会大选，印度教右翼强硬派、僧侣政客阿迪提亚纳特（Yogi Adityanath）就任首席部长。

2020年11月，在北方邦政府颁布《禁止非法改宗法令》之后的一个多月就立了16个案子，86人受到为恋爱或结婚而改宗的指控，54人被逮捕，包括主要被告的家人朋友，而16个案子中的主要被告都是穆斯林。

印度社会的观察人士指出，北方邦的“反‘爱情圣战’法”进一步加深了印穆社群之间的隔阂，将恐惧植入穆斯林心中，而印度教右翼则认为穆斯林的恐惧很“重要”——这正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北方邦的“反‘爱情圣战’法”在印度社会引起很大争议，引起包括法律学者在内的激烈批评，而印人党执政的其他邦以效仿作为回应：在它之后，卡纳塔卡邦和哈里亚纳邦通过的反改宗法都包含了禁止为婚姻而改宗的条款。

五、总结与讨论

改宗议题在印度的争议性从殖民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实际上超越了世俗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或国大党与印人党的对立。处于争议核心的是下层种姓、达利特、部落民的群体改宗。印度教主流社群反改宗的社会基础，是某种很容易唤起情感反应的流行常识：印度教是一个不劝人改宗的宗教，是被动防御方。但防御的是什么？由于印度教在具体信仰上的兼容并包（耶稣基督都可以被看作毗湿奴的化身之一），与改宗所涉及的灵性层面的变化相比，更引发关注的是身份边界的变化：体现这种边界的，是社会文化习俗，是人口普查的归类。

在20世纪前期宗教社群竞争政治代表席位的语境里，让印度教徒精英紧张的是改宗对社群人口数量的影响。基督教因为与殖民者的关联，同时会引发他们的民族主义关切。印度独立之后，虽然基督教与英国殖民统治脱钩，政治代表席位也不再按宗教社群来分配，但改宗作为对印度教徒多数社群主体地位的威胁叙事一直延续。

从印度教多数社群的角度，和刚摆脱殖民统治同时经历宗教少数社群的政治分离的新民族国家的角度，独立初的《尼约基报告》表达了反改宗的情感和立场，并具化为20世纪60年代两个国大党邦政府通过的限制改宗的《宗教自由法》。可以说，在以世俗民族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大党内部，一直存在着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一些立场和情感共鸣的潜流。印人党作为印度教社群和印度教文化支配地位的更激进追求者，它的崛起是让潜流成了主流。

种姓制度下，或许从出生一刻起，就决定了你是踩人的还是被踩的（图片来源: Shutterstock）

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主流之后，限制改宗法也开始得以真正实施，有了相关的逮捕和案例。而一个以判断动机为关键的法律的内在问题更明显地暴露出来：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本质上是模糊的时候，法官的判断，往往体现的是精英和上层种姓主导的主流社会的偏见——下层种姓和部落民是无知轻信的，容易为物质诱惑，而印度教女性是穆斯林男性觊觎、引诱、利用的对象。同时，限制改宗法在现实中默认不应用于将非印度教徒改宗到印度教的情形。这种区别对待，揭示了限制改宗法反改宗的真正精神——反对改宗到外来起源的少数派宗教。

反改宗的核心是人口政治。世界印度教大会的领导人托加迪亚（Togadia）在2014年公开宣称，他的组织致力于不让印度教人口从占总人口的82%的水平下降，“不让人口从 82%降到42%，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财产和女人就将变得不安全”。

印度教社群人口比例自独立以来的下降（1961年为83.4%，2011年为79.8%），一直是关于印度教社群受威胁的宣传中的重要主题。但宗教人口比例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的差异——穆斯林社群因为更高的出生率，人口比例有明显的增长，从1951年的9.8%（统计时未包含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查谟-克什米尔），到2011年的14.2%。

改宗对主要宗教社群人口比例的影响微乎其微。作为证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改宗运动首要针对的基督教社群，在1991年、2001年、2011年的三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比例保持不变，一直是2.3%。托加迪亚进一步宣称，他们将努力把印度的印度教人口“从 82%增加到100%”，也就是说，最终目标是把所有非印度教人口改宗成印度教徒，以追求绝对安全。这是对非印度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赤裸裸的威胁。可以说，托加迪亚提供了“印度教国家”作为印度教徒的家园的一个极端版本：追求将国民全部变成印度教徒。

托加迪亚（图片来源：starsunfolded）

团家族宣扬的“印度教徒民族/国家”的主流话语，在独立后的几十年不是没有变化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原来被视为内部他者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逐渐被包容在印度教徒民族之内。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最近两任总团长（Sarsanghchalak，该组织的最高领导）都说过，作为印度母亲之子，所有印度人都是印度教徒; 第二任总团长戈尔瓦卡尔（Madhav Sadashiv Golwalkar，1906—1973）曾有一个更具象的表达：印度有湿婆派印度教徒、毗湿奴派印度教徒、雅利安社印度教徒，也可以有穆罕默德印度教徒、基督教印度教徒。果真如此的话，宗教实践的混融、宗教身份的交融，都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才对。

但在现实中，那些真具有如此特色的社群，例如跨越印-穆宗教边界保留同样种姓习俗的穆斯林，则是团家族再改宗运动的对象，而跨宗教的通婚也被抵制。也就是说，“印度教国家”的主流版本虽然容忍穆斯林和基督徒保留自己的宗教身份，但在实践中他们仍然是次等可欲的公民。这也是穆斯林和基督徒社群对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印度教徒”扩大解释并不买账的原因。

笔者曾经讨论过印度教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印度教国家”并不是神权国家; 而反改宗法和再改宗运动表明，“印度教国家”即便是温和版本，也仍然是一个多数主义（Majoritarian）国家，它仍然会诉诸强制性方式，以损害宗教社群关系甚至撕裂社会肌理为代价，确保印度教人口的多数和主导地位。

既然在当代印度，改宗对于宗教人口比例的实际影响是微小的，那么，这些反改宗法、反“爱情圣战”法的更真实功能是什么？

首先，它是文化政治，是宣传战：提升改宗作为一个争议性公共话题的认知度，在社会和公共领域塑造一种反改宗、保卫印度教身份的舆论和氛围。印度的研究机构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s）在2004年和2009年的两次全印选举民调中，都问到了是否应该立法禁止改宗的问题。调查结果，相比三成左右（29.5%、31.1%）的反对者，支持立法禁止改宗的人更多，占到了一半左右（54%、49.5%）。

其次，是选举动员的策略：反改宗和反“爱情圣战”等煽动印度教徒情感的话题，都曾被印人党应用于选举动员，通过极化宗教社群关系，并把自己塑造为印度教社群的捍卫者来获取后者的选票。这种策略能够奏效，与地方社会宗教社群的人口结构和印度的选举制度有关。

比如说，穆斯林作为最大的宗教少数社群，虽然占到了总人口的14.2%，但总体分布是分散的：除了在查谟-克什米尔是多数社群之外，在其他所有邦和联邦属地、直辖区都是少数，在绝大多数人民院、邦议会选区也是少数。而印度的选举制度，是多党制之下的最高得票者当选，不需要过半，不是按选票比例分配席位。一旦宗教社群关系极化，原本被种姓和其他因素分割的印度教多数社群选民的选票，就可能集中起来投给为其出头的印人党。

第14任印度总理，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纳伦德拉·莫迪（图片来源：IC photo）

在团家族对反改宗法的推进中，如同禁屠牛法一样，能对这一过程形成制约的，是联邦制保证下的各邦的相对自治自主性。印人党在2014年执政中央之后，莫迪政府有计划要在国会通过反改宗法，以便向全国推行。但法律部表示不可，因为按照宪法，这一法律完全属于邦的立法范围。

而各邦的历史、社群构成和政治文化不同，反改宗法能否实行，受邦的政治影响很大。比如在南印泰米尔纳德邦（1981年达利特集体改宗伊斯兰教的著名事件发生的邦），2002年，首席部长加亚拉丽塔（J.Jayalalithaa）颁布《禁止强制改宗法令》之后，数千名达利特，以公开改宗基督教或佛教的方式表达抗议。除了达利特群体，反改宗法激起的强劲的反对，还来自穆斯林政党、基督教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左派。

2004年人民院大选，加亚拉丽塔所属的地方政党与印人党结成的政党联盟惨败，没有赢得一个席位，而反改宗法是重要原因之一。接着，加亚拉丽塔在政治压力下废除了这部法律。到目前为止，拥有反改宗法的邦仍然是少数，覆盖的人口略超过全国人口的4成。

何谓“印度教徒民族/国家”？团家族的发言人在安抚反对者、质疑者的时候，不仅把“印度教徒民族”表述为包容所有国民，还表述为印度已存的现实和现状，是一个现实描述。但反改宗的实践再一次证明，这是目标、愿景，是国族重构的社会工程：不是每个人是其所是就行了。

要打造一个“印度教徒民族”，需要“印度教国家”——作为权力装置的国家（state）——的支持。反改宗立法就是“印度教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就此而言，“印度教国家”还处在形成过程之中，联邦制和印度的地区文化、政治多样性，对“印度教国家”的扩展尚起着防御和制约作用，尽管处于守势的地区也面临渗透和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