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各邦的限制改宗法，共通内容是禁止非自愿的改宗，非自愿具体表现为改宗过程涉及如下手段：“强力”（force），“引诱”（allurement，inducement）和“欺骗”（fraud）。问题在于，“自愿”或“非自愿”，说的是改宗的动机，也就是说，改宗案件的核心在于改宗者的动机，而如何判断动机？法案的解决是列举出不当手段。

然而，这些对不当手段的界定是模糊而宽泛的。以奥里萨邦的法案为例，“强力”包括“强力的展示或任何伤害威胁，包括神的不悦或社会除籍的威胁”，“欺骗”包含“歪曲或任何欺骗性设计”，“引诱”包括“提供任何礼物或带来满足，以现金或实物方式，还包括给予任何福利，金钱的或非金钱的”。

实际上，提供教育、医疗援助和慈善活动，是包括印度教背景在内的许多宗教机构的常规行为。正因为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模糊，难以确定，一旦社会环境对宗教少数变得敌意，限制改宗法很容易被滥用。

在现实案例中，即便改宗者自我陈述是出于自愿，也往往不被法庭采信，尤其是涉及群体改宗，且被改宗者是达利特（即表列种姓）、部落民（即表列部落）或女性的时候。实际上，根据这些法律，如果改宗者是女性、未成年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改宗他们的人会面临更严厉的刑罚。这里的预设是女性、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就像未成年人，不是完全的主体，是需要保护的、容易受到操纵的弱势群体，他们无法做出自主的决断。法庭不采信他们的陈述，也出于同一预设。这是《宗教自由法》第二个为人诟病的问题。

印度种姓制度（图片来源：网络）

《宗教自由法》的第三个大问题，是不平等地对待多数派宗教和少数派宗教。限制改宗的宗教自由法案通常将改宗定义为“抛弃一个宗教，采纳另一个宗教”，看起来是不偏向某一宗教的。在拉贾斯坦邦的议案（尚未走完法律程序而正式生效）和恰蒂斯加尔邦的修正法案（尚未走完法律程序而正式生效）中，界定改宗时都排除了将一个人重新改回父辈的宗教信仰的情形纳入法律限制范围。但即使其他邦的法案没有明确排除，也没有影响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发起的再改宗运动——将基督徒和穆斯林改宗回印度教，名为“回家”（ghar wapsi）运动。将其他信仰的人改宗到印度教，被默认不在限制改宗法的覆盖范围内。

这些实践中的问题，揭示了《宗教自由法》的内在精神，是反对多数派宗教（以及部落宗教）信徒改宗到少数派宗教，更具体地说，首要针对者是基督教，其次是伊斯兰教。正因此，从条文上看是禁止以不当手段改宗的《宗教自由法》，在印度媒体和大众口中，被称为“反改宗法”。

四、反改宗政治的加速推进：“回家”运动与“反‘爱情圣战’”法

在2000年之前的各邦反改宗法，奥里萨邦和中央邦的法律，就像反改宗者在20世纪80年代抱怨的，其实也是“一纸空文”，因为“会关注和（向警察）报告这样的案例的人不在传教地区”。但是，21世纪之后，不仅新颁布的法令或修订变得更加严苛——例如事后报告变成事前报告，刑罚升级——而且许多邦出现了法令下的逮捕案例，甚至判刑。这跟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为了对冲改宗而发起的再改宗运动在基层的开展不无关系。

印度教传统中没有基督教式的传教和改宗的概念，一个人是否是印度教徒是由出生和种姓社会结构决定的。自19世纪末，印度教的激进改革主义组织雅利安社，为了应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改宗活动，将原用于使被污染的高种姓回归种姓社会的“净化”（shuddhi）仪式，挪用到基督徒和穆斯林身上，后者通过这样的净化仪式能够回归印度教徒身份。

雅利安社的净化运动最成功的时期，是在印度教徒为了与穆斯林竞争政治影响力而尽力扩张社群人口的20世纪20年代，在那些只是部分伊斯兰化、仍然保持着某些旧有的印度教习俗和信仰的穆斯林中取得的。净化仪式之外，净化运动要求这些群体放弃伊斯兰教习俗，例如土葬、割礼、朝觐圣人墓等。雅利安社的重要策略是诉诸这些群体的种姓情感：这些回归的群体被允诺了他们传说中作为刹帝利后代的拉其普特种姓身份的种姓特权，尽管雅利安社的改革理念是反对基于出生的种姓制度的。

伊斯兰土葬（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印度独立之后，直接继承雅利安社事业的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附属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d）。1964年成立的世界印度教大会，宗旨就在于维护印度教的伦理、宗教文化实践以及遏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增长。世界印度教大会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也是着力于将横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边界的种姓如拉其普特种姓的穆斯林社群改宗回印度教。

1981年，南印的泰米尔纳德邦约有四千达利特分批次集体改宗伊斯兰教，以逃避土地所有者种姓的压迫。他们的集体改宗在一些印度教徒中引发了脆弱感和国际伊斯兰势力要将印度达利特改宗、将印度教穆斯林人口翻倍等夸张的阴谋论。作为对此次事件的回应，世界印度教大会加强了印度教的再改宗活动。这一活动简化了仪式，不再使用“净化”之名，而称为“改变达磨（Dharma，道德法）”“传播达磨”等，其中最为流行的是“回家”（ghar wapsi）。世界印度教大会宣称自己在1981—1982年间，就将8279个基督徒和13921个穆斯林改宗回了印度教。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人党的崛起，给反改宗和“回家”运动增加了政治后盾。“回家”运动长久以来的重点针对对象，一是部落民，二是处于社会经济下层的基督徒或穆斯林。对于这两个群体，提供或允诺福利是“回家”运动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印度教大会也效仿基督教传教机构，开展教育、医疗和服务项目。而孤立、威胁则是运动的另一面，尤其是世界印度教大会的青年组织猴王军（Bajrong Dal，1985年为了支持“罗摩诞生地”运动而成立），一直富有煽动性和攻击性。猴王军充当社会文化警察，监督和警惕任何改宗的苗头。在古吉拉特邦、中央邦和奥里萨邦，“回家”运动伴随着对基督教教堂、传教士和修女的暴力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