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之后，为限制改宗的立法提供了理据的，是《基督教传教活动调查委员会1956年报告》（Christianity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quiry Report 1956）（简称《尼约基报告》（Niyogi Report）。

1954年，中央邦的国大党政府任命了以退休法官尼约基博士（Dr.M.B.Niyogi）为主席的一个调查团，调查包括莱噶尔（莱噶尔土邦在印度独立后成为中央邦的一个县，2000 年成为贾坎德邦的一部分）在内的14个县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和下层种姓、部落民的改宗问题。

1956年，中央邦政府出版了调查团提交的报告。报告的结论中很关键的一条，是改宗多半不是因为“信念”（convicts）而是各种形式的“诱惑”（inducements），例如免费的书本、教育、出借金钱等。涉及“强迫”（coersion）的案例，一般是基督徒父母希望家庭其他成员或通婚的女孩一起改宗。

报告不仅认为改宗会影响非基督教社会的团结，而且上升到国家安全关切：阿迪瓦西（Adivasi，意为原住民，又称部落民）群体改宗会创造基督教地带，威胁国家安全。由于中部印度存在相当多的部落聚居区，调查者担忧，他们的集体改宗会创造单独的基督教占主体的邦，或者像巴基斯坦一样从印度分离出去。

报告的建议之一，“禁止任何有意识地改变他人的宗教良心或信仰、同意劝导改宗方的观念或信条的行为”，实际上是要完全禁止劝人改宗行为。《尼约基报告》对改宗的敌意，无疑是被政治关切所主导。后话是，中部印度的部落地区确实建立了单独的贾坎德邦（而且还是在印人党执掌中央时的主动决策），但是宗教人口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变，印度教徒仍是多数社群。宗教人口结构在20世纪发生了大的转变，多数人改宗基督教的是印度东北部山地部落地区，那里本来也不属于印度教影响范围。

而关于东北部族群改宗基督教的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他们接触到传教士改宗劝导的程度与他们实际的改宗率之间，没有正相关关系——这揭示了印度反改宗话语中的一个根本缺陷：把改变宗教信仰的人当作被动的、缺乏主体性的被改宗者。

印度原住民阿迪瓦西（图片来源：adivasiculture）

印度国会曾经试图引入几个限制改宗的议案：1954年的《印度改宗（规范与登记）议案》，1960年的《落后社群（宗教保护）议案》（该议案明确提出限制印度教徒改信非印度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祆教），1979 年的《宗教自由议案》。这些议案都因未能在国会获得多数支持而流产。也就是说，国大党的多数议员秉持世俗主义，不把改宗少数派宗教视为威胁和应禁止之事。

但在尼赫鲁去世之后、英迪拉·甘地全面掌控国大党之前的领导权空档期，奥里萨邦和中央邦的国大党政府分别于1967年、1968年通过了限制改宗的《宗教自由法》（Freedom of Religion Act）。它们成为日后其他邦类似法案的参照。

迄今为止，通过了限制改宗法案的邦有奥里萨邦、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古吉拉特邦、喜马偕尔邦、贾坎德邦、北阿坎德邦、北方邦等，而卡纳塔卡邦和哈里亚纳邦分别在2021年12月和2022年3月通过了相关议案。除了奥里萨邦（1967年）和中央邦（1968年），其他法案都是在2000年之后通过的——这其中除了喜马偕尔邦，其余的都是在印人党主导之下通过的。

三、《宗教自由法》：条文与内在精神

印度独立后奥里萨邦第一个通过的《宗教自由法》，禁止用“强力（force）、引诱（inducement）或任何欺骗方式（fraudulent means）”使人改宗——这是法案的核心，后面所有《宗教自由法》都有相似的条款。强制改宗会被处以最高一年刑期，或/和最高5000卢比的罚款，如果强制改宗的对象是未成年人（18岁以下）、女性或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刑罚翻倍。所以，《宗教自由法》中的“宗教自由”与一般理解的正面的宗教自由不同，是一种防御性的自由。

不出意外，奥里萨邦和中央邦的《宗教自由法》都受到了司法挑战，被认为违反了宪法所保障的作为基本权利的宗教自由权。奥里萨高等法院判定该邦的法案超越了宪法权限，但中央邦高等法庭支持了自己邦的法案。接下来，最高法庭在1977年的相关判决中，支持了两个法案，认为基于“公共秩序”考虑而限制宗教自由没有违背宪法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

最高法庭更进一步地将宪法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中“宣传”（propagate）宗教的权利，解释为一个人“传播”（transmit）自己的宗教的权利，而区别于有意将另一个人改宗（convert）到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权利。法庭认为用不当方法让人改宗侵犯了作为宗教自由的一部分的“良心的自由”。

在制宪会议关于宗教自由条款的讨论中，“宣传宗教的权利”具体意味着什么，是否包含“劝人改宗的权利”，基督徒代表和一些印度教徒代表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但分歧并没有得到澄清。将“宣传”宗教解释为“传播”（这意味着一个长期的文化涵化过程）而非劝导改宗（这是基督教的一部分）——遵循的是印度本土宗教文化传统。

就此而言，处于争论中心的是两种宗教传统的差异，问题似乎回到了比较宗教领域。如前所述，改宗争议是在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浮现出来的。抛开关于“宗教自由”的概念争论，当代印度的《宗教自由法》的问题之一，在于它很容易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