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改宗法的缘起：宗教与政治关切

在印度，个人或群体宗教信仰的变化在历史上一直在发生，但这成为一个被社会精英和政治权力关注的问题，源自英国殖民的19世纪。

它的背景是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人口普查中，宗教成为首要的人口分类范畴并与人口数字相联系，形成了多数社群（majority）、少数社群（minority）这一对在印度日后政治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印度教徒属于多数社群，穆斯林则是最大的宗教少数社群。当英国统治者在20世纪逐渐允许印度人参与政治治理结构，将印度本土议员引入省级立法机构的时候，政治代表席位的数量也是根据宗教社群人口来分配的。因此，各宗教社群的人口数就具有了政治意义。

改宗成为问题的另一个背景，是19世纪基督教传教活动在印度的兴盛和群体改宗。基督教在印度的传播非常早，南印度的喀拉拉就留下了号称传自耶稣十二使徒之一托马斯的古老基督教社群。16世纪之后，西欧到印度航线的开辟，带来了各种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英国清教团体的海外传教活动则兴起于大英帝国日益扩张的18世纪90年代。最初改信基督教的多是上层种姓印度教徒，但从18世纪开始，在南印，许多下层种姓和村落群体集体改宗基督教，这一现象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传到北印的各个英印省份以及一部分土邦。

根据印度基督教教堂编年史记载：托马斯在公元5世纪受到了天主教的宗教迫害，阴差阳错地到达印度并开始传教。图为托马斯像（图片来源：网络）

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虽然秉持宗教中立政策而不直接支持传教士的事业——最初是为了贸易，后来为了英国统治——但在给印度社会带来以基督教文明为底色的教育和改革（尤其是针对印度教宗教习俗的批评和改革）这个使命上，殖民官员和传教士是有共识的。基督教传教士最主要的活动形式是开办学校和医院，与殖民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主要吸引上层种姓学生不同，传教士的学校向印度社会被排斥的群体——贱民和部落民开放。

从印度教世界的下层种姓、贱民的角度看，集体改宗长久以来是脱离种姓压迫或污名的一种方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常见的选择，但不止于这两者，例如19世纪末阿约提·塔斯（Ayothee Thass）在泰米尔纳德邦领导的改宗佛教运动，20世纪20年代旁遮普地区的贱民试图创造独立于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的身份的阿迪达磨（Ad-Dharm）运动。作为对印度教的社会文化抗议和解放运动的改宗，最著名的，当然是印度的第一位贱民领袖安倍德卡尔（Bhim Rao Ambedkar，1891—1956）在1956年带领数十万贱民改宗佛教的事件。佛家属于印度本土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改宗佛教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

印度政治领袖安倍德卡尔，在其任印度政府法律部长期间，宣布歧视贱民为非法（图片来源：网络）

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期，印度教下层种姓、贱民改宗基督教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一些印度教上层种姓的关切，被视为一种威胁：是对印度教宗教-文化实践的威胁，也是对印度教徒作为多数社群在人口数量上的威胁。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印度教的政治精英——他们绝大多数属于上层种姓——要把内在于印度教社会、但宗教身份模糊、历史上不被接纳在“印度教徒”范畴内的贱民纳入印度教范围。而保持自然信仰的部落民，一向是被印度教精英视为印度教社群的后院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度有十多个土邦通过了限制改宗的法案，印度教的王室家庭推出这些法案的目的，是“面对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保护印度教宗教身份”。我们可以看看更具体的情形。

殖民时代第一部限制改宗的法案，是北印度的莱噶尔（Raigarh）土邦1936年通过的《1936 年莱噶尔改宗法案》（1936 Raigarh Conversion Act），法案要求一个人改宗前，向指定官员提交申请。这里的关键问题涉及部落土地问题和传教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简单地说，该土邦所在的乔塔那噶普尔（Chotanagapur）高原是一个部落集中地区，部落民所租种的原属王公的土地，在殖民的东印度公司的土地改革法之后，落到外来的印度教上层种姓地主手上，他们驱逐佃户，出卖土地，使佃户权利受到严重的侵害。而在该地区活动的传教士，帮部落民在法庭上针对印度教地主打土地权利官司，许多部落群体也因此从部落信仰改宗基督教。

不仅是在土地官司上提供法律援助，传教士还帮助部落建立各种自助组织，这成为乔塔那噶普尔地区部落寻求自治权的政治运动的组织根源——单独的贾坎德邦（Jharkhand）最终于2000年成立。莱噶尔土邦通过限制改宗的法律的原因，是土邦统治者对公共秩序（印度教地主与传教士和部落民的冲突）和殖民外来影响的担忧。在此，限制改宗的原因是宗教的，更是政治的。

在1946—1949年的印度制宪会议上，有关宗教议题的一个争论点就是改宗问题。一些印度教徒代表希望将禁止未成年人改宗写入宪法，但由于基督教代表的激烈反对而没有成功。关于宗教自由，宪法仅从正面界定为“自由地宣称信仰、实践和宣传宗教的权利”（《基本权利篇·宗教自由权》第25条），但要服从“公共秩序、道德和健康”要求和其他的基本权利条款（第25条第1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