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家文官的崛起与道统观念的强化

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里边，一上来就分析了儒家文官集团崛起的过程。它是一个从军事集团的附庸到一个独立的权力集团的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首先是从战争发展起来的。原始部落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组织军队进行战争，而建立起君权。军权来自于君权——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军队的权力，皇帝的前身就是军事领袖而不是政府领袖。

在战争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以后，就需要一些行政官僚来处理日常事务，这个时候行政权力是屈从于军事权力的。所以文官集团才必须要对皇帝完全地服从。

但是，国家大一统之后，军事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内政的重要性逐渐上升。文官集团、官僚集团，或者叫行政官僚集团，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寻找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就开始从儒家的思想里面寻找建立他们的道统。

西汉的董仲舒最先提出儒家天道的概念，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但这个时候，董仲舒所谓的天道，还是一种授予天子执政合法性的这么一个意思。道统和法统是合而为一的，道统必须遵从法统，儒家正统必须屈从于皇帝的权威。汉武帝因为欣赏董仲舒，下诏问了董仲舒几次治理国家的建议，这个事情就被后来的儒家史学吹上天，说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胡说八道。汉朝内部决策以法家思想为主，兼用道家和儒家，对外则是思想文化自由，百家争鸣随便说，没有废黜过任何一家，更没有独尊儒术。汉武帝的核心决策班子里面根本没有儒家学者，董仲舒不过被武帝派到地方上去当小官，连中央政府的职位都没给他。

儒家文官集团真正掌权要到唐朝中后期，武则天改革以后。科举制度加强了文官集团的权力，他们就需要建立一套自己独立于皇权、独立于军权的一个意识形态体系。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道学。以韩愈的《原道》这篇文章为代表，提出了从周公到孔子，再到唐代儒家的这么一个“天道传承体系”。

这个天道传承体系是独立于法统的，跟换了谁当皇帝是没有关系的。儒家文官集团，就是尊重这个道统。道统从法统分离了出来。

到了北宋，就完全建立了一个儒家士大夫乐园，从带兵打仗的统帅到皇帝的侍卫，基本都由文官担任。没有通过儒家经典考试的武将没权力了，皇帝想杀儒家士大夫也被禁止了。宋神宗想要杀一个弃城逃跑的败军之将（文官），宰相蔡确明确告诉他不行，神宗毫无办法。

这个时候，道学就进一步加强，文官集团就认为我只需要服从我的道统就可以了，不需要听你的法统。为了强调这个儒家道统，司马光就编撰了《资治通鉴》，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按照儒家的道统来重新解释中国历史。

在司马光所解释的中国历史中，皇帝基本都是昏庸的，如果不昏庸他就比较暴虐。皇帝的主要优点就是对文官们言听计从，只有这样的皇帝才被认为是圣贤的君主。

军事战争的重要性被系统地贬低了，武将的角色也不是很好，太监当然就更坏了，皇帝宠爱的后妃一般都是红颜祸水，农民起义等干革命的肯定就是反贼。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著名人物都成了反派角色。只有谁正确呢？就是儒家文官集团，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就是《资治通鉴》产生的背景。

儒家文官集团的崛起，我在第一卷书里面说了，首先要充分肯定它的正面意义——它促进了政府治理的理性化，科举制度让底层人民能够有一条参与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的一个渠道，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但是呢，在文官集团一派独大的这种地位奠定以后，它又开始逐渐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向反动，变得腐败堕落、贪婪无耻。垄断国家的权力，对上架空皇权，削弱武将的权力，也就间接的削弱国家的战争能力。对下，跟大地主大商人等豪强阶层勾结，形成国家的权贵集团，欺压老百姓，导致官逼民反。

最后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两宋积贫积弱，军队被彻底削弱了，对外打仗一触即溃，对内严酷地剥削老百姓，税赋高的不得了，食盐专卖的收入是唐朝和明朝的十倍，农民起义连年不断。

老百姓的负担非常沉重，但是文官集团，过着非常舒服的日子，在他们记录的历史里边，把两宋描写成一个经济繁荣的超级盛世，大家都过得非常得舒服。但是真正过得舒服的只是这个社会当中很小的一部分，整个国家民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我在书中对比了两宋和明朝：宋朝不杀士大夫——不管他贪污了多少钱、激起了多大的人民反抗、丢掉了多少国土，都不会被判处死刑，因此被认为是仁政；而明朝总是不断的用死刑来对待贪污腐败的、激起农民起义的和打仗失败的官员，所以被文官集团描写为黑暗专制的恐怖帝国。

但实际上，宋朝对老百姓极其残酷，凌迟这种酷刑正式进入国家刑法典就是在北宋，给犯人在脸上刺字的刑罚从汉朝就被取消了，到了北宋又复活了。贩卖私盐二十斤就是死刑。相反，明朝就没有刺字的刑罚，凌迟处死虽然也有，但是没有写入刑法典，必须皇帝特批，官僚集团不能判处任何人凌迟处死，而对于贩卖私盐这种事，明朝则规定，普通人生活无着，在肩挑背扛的范围内贩卖私盐，不算犯法。

两宋对文官士大夫非常仁慈宽松，对老百姓非常残酷；明朝对文官士大夫严加管束，而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得比宋朝好得多。

最后，大家都知道的是，宋朝这个儒家士大夫的乐园，彻底地亡于北方少数民族。中原文明第一次完整地被北方更加落后的游牧民族彻底地征服了。这使中华文明出现了很大的倒退，给中原人民带来了非常惨重的灾难，被屠杀的人民数量以千万计。儒家文官集团宣传的道统，以及精心编纂的《资治通鉴》，最后就搞出来这么一个结果。

《资治通鉴》是一本重要的历史著作，司马光做了大量的历史整理的工作，这些功绩是要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它并不是一本客观的历史著作。它是儒家士大夫掌握历史话语权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一部扭曲历史真相的历史著作，它的目标是宣传和塑造儒家道统意识形态，而不是尽最大努力真实地去记录历史。

四、东林党人对明朝历史的扭曲和丑化

前面我讲的这些东西，算是对我《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我讲《资治通鉴》某些方面不太靠谱，但实际上要论证这个观点，找出《资治通鉴》的根本性错误还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非常困难？因为元朝取代南宋以后，出现了一次中原文明完整地被北方少数民族消灭的事件，导致大量文献资料被损毁。留下来的主要就是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官方正史和《资治通鉴》，宋以前的大量文献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要想再找别的史料来证明《资治通鉴》中有大量虚假东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